❤藝穗總體觀察－如何在無盡消耗中，尋找無可取代的必要？｜2022臺北藝穗節（駐節評論：白斐嵐）

如何在無盡消耗中，尋找無可取代的必要？

文　白斐嵐（駐節評論人）

今年暑假，該算得上是我有史以來最充實的一個暑假。「暑假」兩字或許用的不夠精準，畢竟對大多數劇場人（同時也佔了相當比例的觀眾組成）而言，夏天是有暑無假，總是最多製作纏身、最需要四處趕場，過著分身乏術、試圖兼顧看戲與做戲的生活。但今年更是不一樣，我已數不清自兒童藝術節一路到臺北藝術節、北藝中心開幕與臺北藝穗節，到底看了多少場演出。這還只是節慶系列活動，尚不包括外縣市的節目以及劇團自主演出。

打開售票網，琳瑯滿目的演出列表，並不等同於一座城市真正的藝文熱度。大多數時候，我的臉書充斥著朋友們無奈又無所適從的推票文，密度之高，和進場後空蕩蕩的觀眾席形成令人心酸的反差。友人擔任《剩人》一劇的製作人，私下透露當周演出大爆滿，連要邀貴賓都邀不太到。事實上，我自己也是感謝劇組通融，才能看到彩排場。之所以沒排進看戲行程，並不是我沒有期待──其實2020年此作在【新人新視野】演出時，我就印象深刻。當時受限疫情，只能以邀請制讓有限圈內人看到，實在可惜，我也因此一直希望這齣戲能有機會面對「真正的」觀眾（畢竟作品總是需要觀眾，才能完整）。只不過當周演出大爆滿，我不得不把僅有的時間，挪給我完全沒看過的「新製作」。

如何取捨，各人有各人的考量。即使即將走過疫情，大部分的演出依然像是當年的邀請制、梅花座，只有某些特例，才有機會面對「真正的」觀眾。我不禁想問，奮力作戲、看戲的我們，在一個暑假過後，究竟為這座城市留下了什麼？

這一大段開場白，看似與藝穗節無關；但藝穗節從來就不能、也不該被獨立看待。它如衣穗，永遠是之於「主物」而存在。也因此，在討論藝穗節時，我們並無法省略身處其中的整體文化狀態。唯有試圖看見全貌，才能探究藝穗為何、又該如何必要。臺北藝穗節今年已是第15屆，意味著對開始做戲的大學生而言，從進入國民教育以來，「藝穗節」就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然而，藝穗節是否真是如此理所當然？這15年來，它又建立了何種無可取代的品牌面貌？

藝穗節是自歐洲引進的節慶活動，與城市藝術節相輔相成，自然有其獨特的生成脈絡。舉例來說，這些節慶少發生在文化或政經首都，也因此營造出超脫日常的看戲步調。此外，因應歐洲社會放暑假的習慣，藝術節、藝穗節的出現，也填補了劇院在季與季之間的空檔。藝穗的邊緣精神，與主流資源挹注的藝術節相互對照，也藉此讓平日各自獨立的劇院、劇團得以交流或串聯，這是兩者不可或缺的意義所在。相較之下，這裡僅有的節慶氛圍，或許就只剩下為選戰暖場的喧鬧。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臺北藝穗節，我們很難將這些「節慶」與日常生活切割，藉此得到一點點跳脫常軌的節慶精神，而只不過是把更多的演出擠進行事曆，偶爾或許可以湊個不太有感的折扣套票（可惜的是，所有演出混在一起，也因此模糊了策展主題）。然而，我依然對藝穗節有所期待，相信我能在藝穗節看到「只有藝穗節才能看到」的作品。至於這個「之於其他」究竟是什麼？或許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想像。

對我而言，在補助政策與場館資源的雙重影響下，近年台灣劇場創作有越來越明顯的「命題作文」傾向，讓團隊的長期關注，緩慢趨近於一個又一個的策展目標。要說「被體制收編」或許太過武斷──畢竟沒有生產力的藝術創作，似乎不是得仰賴機構、就是得仰賴市場，這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被體制收編」？──但顯而易見的，場館方、藝術節與策展人，已成為許多製作首要溝通的對象，也讓「觀眾」概念越來越侷限（疫情期間禁止公開演出，但還是持續以邀請制進行半公開演出，面對的便是這「另一群」觀眾）。此外，在近年積極國際串連的企圖下，溝通對象更延伸或轉移到名為全球化實為西歐化的另一現場。許多作品明顯讓人覺得，它們訴諸的對象在他方，而非真實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們。當所謂的趨勢關鍵字，慢慢滲透影響著台灣劇場的關注題材與創作方向，我不禁好奇著：在撇除所有外力因素下，還能讓我們看見什麼不一樣的創作動機？無門檻的臺北藝穗節，正是最有可能讓這件事發生的地方。

平心而論，我的確也在本屆藝穗節看到了在我關注雷達之外的創作。例如因為本屆藝穗節，我才知道「Taipei Shorts／台北短劇節」這個由熱愛戲劇的在台外國人所組成的團隊。此次演出是Emily Haver 25分鐘的短劇《我們都是垃圾》（We’re All Trash），作品工整但不算成熟，真正令人訝異的其實是這個組織的號召力與不為（大多數劇場）人知的創作能量。公開徵選劇本演出的Taipei Shorts即將邁入第五屆，累積了多少劇本與參與者可想而知，同時也以獨特角度切入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如此劇談的是兩名女子每天固定一起等垃圾車，陪伴彼此經歷大小事，而發展出來的感情。土生土長台灣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垃圾車文化，在劇作家的眼光中成了慣性卻具有戲劇張力的情境──我不會用諸如「共融」、「移民」、「多元文化」等關鍵字來分析這件作品，或對團隊有這樣的期待，然而這就是一種真誠的「不一樣」。唯有在藝穗節，能讓這樣的不一樣「有機會」被不一樣的觀眾看見（成效又是另一回事），進而帶來不一樣的思考。

另一方面，藝穗的「邊緣」並非一定得和體制對立。有時體制內的嘗試，也反過來成為共享的基礎養分。此次在音樂相關節目，如《偷吃？好吃！》、《鬧托邦》、《如果人生的縮寫是幾張桌子》、《見笑歌廳秀》等作品中，便可看見「檯面上」常見的類似實驗，如物件聲響、聲音敘事、西方與本土的跨形式結合、音樂與影像的呼應等，在表現上更是充滿了理直氣壯，發自內心的「態度」令人激賞。

同時，如果說《如果人生的縮寫是幾張桌子》、《偷吃？好吃！》、《見笑歌廳秀》所表現出的，是高度專業的技藝養成（如打擊樂、聲樂與芭蕾）在面對藝術生態變化時，勢必得調整自我，面向不一樣的觀眾群與形式語彙，甚至回頭發掘自己身體內建的文化異質性──那麼這樣的「出路」焦慮（不只是職業上的出路，還有特定藝術形式如何能繼續與當代觀眾發生關係），在不少學生組團參與的演出作品中，也隱約得見。其中我所看到的例子就有《這個世界的劇本都壞掉了，出動吧！德拉瑪戰隊！》與《暫停 倒轉 開始》。前者以「如果世界上的戲劇都消失了」作為前提，笑鬧的地球戰隊風格，其實隱藏了疫情以來讓演出停擺（甚至轉戰線上，讓傳統定義的現場劇場也陷入存在危機）的無奈，對這幾年學製、畢製一場一場取消的戲劇系學生來說，會是多麼大的衝擊；至於後者則是歌仔戲學生組成的團隊，主題也扣緊了以歌仔戲為志業必須面對的「現實」與「本心」之抉擇。

面對環境變化，我們如何身處其中的焦慮，其實也存在於藝穗節本身。或許很多人和我一樣，期待藝穗節為體制帶來反作用力，但它卻更常成為資源平分的公共廣場，然而「公平」難道就自動帶入「公共」意涵？自由開放大眾申請，難道就是藝穗節對城市的最大回饋？除了幾齣跳脫框架的作品之外，我也偶爾可惜於不少團隊、社團似乎僅以此作為免場租的成果發表。當然，我並非是要在此貶低、否定成果發表，只不過這類演出似乎也只在親友、既有觀眾群之間同樂，而少了向外拓展、和不同觀眾群交流的動力。或許回過頭來，這也要歸因於今年推票困難重重，海量演出稀釋了觀眾關注。既然如此，來者不拒的藝穗，是否能在參與數量之外，進一步對環境帶來實質擾動？無門檻究竟是開放自由的藝穗精神，還是以難以承受的過量，不經意地侷限了交流？

今年暑假就這樣隨著藝穗一起結束了，熱鬧中有著寂寥。接下來還有其他地方藝術節、場館策展節目等著接棒。衷心希望朝生暮死的表演藝術，在海量襲來之後，依然能真切地留下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