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臺北藝術節－共想吧 「我們與非洲的距離」觀察側記
文：沈克諭
作為2023年臺北藝術節公眾論述平台「共想吧」的第一場講座，策展人林人中邀請到長期關注劇場與文化翻譯的汪俊彥教授，以「我們與非洲的距離」為題，為觀眾在兩檔來自非洲的創作——《我們腳踩無敵風火輪，五光十射你的路，與魔鬼共舞在1820》及《我的身體，我的檔案》演出前，提供一個臺灣如何承接、思考這些創作的可能框架。
汪俊彥從自身的留學經驗開場，表示即便自己在國外求學，但實際上在臺灣觀看的演出卻比在國外時還多，臺北藝術節提供了一個觀看來自世界各地作品的窗口，同時降低了很多門檻，其中了包含了語言的、文化的、甚至是票價上的。也因此，在面對這些作品時，我們更可以去思考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作品與臺灣的距離為何？以及我們認知中的預設是否有值得反思之處？
他以自身經歷為例，指出地理距離並不能等同於認知中的距離。例如臺灣人對日本的親近感並非僅來自於地理上的近距離，因為我們顯然就對菲律賓不那麼熟悉，而他自己也是已經在美國念書時，才第一次到東南亞旅行。跟東南亞比起來，臺灣人反而從小就相對熟悉距離遙遠的紐約或洛杉磯。換言之，我們與世界的距離並非等距，也不僅僅由實際的物理距離來決定親近與否，而是由我們如何認識與丈量世界的知識系統決定。
因此，在臺灣位置上的我們如何定位與想像世界的問題便浮現出來。其中一種我們較熟悉的定位方式，就是東方與西方，以及後來延伸出的工業北方與全球南方。汪俊彥指出，在臺灣的脈絡中，東方與西方很常以中／外文化的方式出現，並經常成為我們丈量自身與世界關係的方式。但我們對西方、或外國文明的想像其實並不均等，例如臺灣的外文系絕大部分都是以英文作為討論的基礎、並將英美作為知識價值的核心。
另外一種定位方式則是位置，例如將世界理解為五大洲或七大洲。但汪俊彥邀請觀眾思考，在我們所身處的亞洲中，具有多高的同質性可以讓這些區域一併被稱為亞洲？或是以種族、以語系來定位自己，並丈量世界的關係時，這些概念足夠精準嗎？足夠具有效力嗎？我們還能夠怎麼思考？
在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汪俊彥進一步由一幅常見的世界地圖，指出我們日常使用的詞語、以及認知中存在的縫隙。在世界地圖上，歐洲被置於地圖的中心，從而使球形的地球產生一個基礎點，在此之上東／西方的概念才得以成形。此外，地圖上以不同的顏色標示出國家，透露出以國家作為構成世界的基本單位的思考預設。而如果我們細看地圖，會發現有些國家的邊界是依自然的地貌區隔，另一些卻是精準地依照經緯線切開——尤其是非洲大陸上的國家。汪俊彥將今日的世界地圖與19世紀的非洲地圖加以對照，指出儘管有些國家獨立出來，但基本上地圖的整體架構卻大部分相符。他如此提問，有沒有可能我們認識非洲的方式，並沒有遠離19世紀殖民者進行殖民地劃分時的狀態？
如果對照殖民前的非洲地圖，可以清楚發現與現代地圖的不同之處：在殖民前的非洲地圖上，存在著許多無主之地，而且部落的勢力範圍有著許多互相重疊的區域。這與現代國家必須有著清楚的國界不同，並提示了曾經有一種不同於我們現在認識非洲的方式存在，在那些勢力範圍相互重疊的區域中，不同的文化、語言或生命的傳遞曾經存在著。汪俊彥認為，這提示了我們要警覺於進化論所帶來的暴力，並通過回看歷史中那些不同於我們現下想像的「世界」，反思我們現下的狀態並不一定就是世界最好的狀態。
相較於殖民前的非洲，我們現在所認識的非洲的狀態，基本上是歐洲的帝國、或工業資本高度發達的國家，它們作為殖民者控制、或者是開採非洲時，所決定出來的。也正是透過這些歐洲國家的知識系統的延伸，決定了非洲如何在19世紀末後，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非洲的國家。汪俊彥認為，所以當今天我們嘗試認識非洲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認識現代歐洲，一如我們今天認知世界時，通常帶著單一民族、以及邊界分明的國家的想像或預設：我們對於非洲或是世界的認識，都建立在同樣的知識基礎與認識方式之上。換言之，這個認識非洲、或測定我們跟非洲的距離的題目，其實不只是理解為何非洲成為了今天的樣子，同時也在反身性地探問，「我們」究竟是誰，以及「我們」是如何構成的？
汪俊彥指出，儘管在今天我們都會以「臺灣人」自稱，但回顧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例如清朝時的漳泉械鬥、甚或也曾有過自我宣稱為「中國人」的時刻，我們都可以發現「臺灣人」這個說法並不那麼理所當然與均質。今天當我們在想像臺灣、想像中國、想像東方或東亞——換言之，想像「我們」的時候，可能都離不開上述世界地圖中所隱涵的認識方式。他進一步討論亞洲的出現，正是出於一種剩餘的邏輯：不是歐洲、不是非洲的那個剩下的區塊，被稱之為亞洲，因此亞洲是一個具有任意性的、不具有共同概念的區塊。他以土耳其為例，當土耳其想要加入歐盟的時候，常常會因它的「亞洲」或伊斯蘭問題而被拒絕；但當北約需要維持區域穩定與遷至俄羅斯的時候，土耳其又會被納入討論。因此，汪俊彥認為「我們」是誰，其實更應該被理解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下，「我們」可以、或不能是誰。
通過上述的討論，汪俊彥嘗試提出的辯證與提醒是，當我們觀看非洲的時候，如果是以尋找差異、尋找非洲性的時候，很可能正好落入了上述的認識方式，繼承了歐洲的視野：歐洲並不是我們的他者，而是我們內在的認識方式。因此，如果我們要丈量自身與非洲的距離時，很可能我們的距離是非常近、甚至是沒有距離的，因為我們同樣都是以「不是歐洲」的、以及18世紀以降的認識方式在認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