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的價值，來自其中能被活出的生命力」──專訪奧利維耶・薩亞（Olivier Saillard）與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

訪談、文字｜余岱融

 

《親愛的帕索里尼》（Embodying Pasolini），始於奧利維耶・薩亞（Olivier Saillard）某次交談的無心插柳：「我真想看看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電影的服裝還在不在。」他同為時尚策展人的好友回應：「這很簡單啊，因為就是我在管理的。」

 

2020年，薩亞和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一同前往位於羅馬。那時，他們已合作了四個作品，深厚的情誼延續至今，在我們有說有笑的訪談中一展無疑。四年前這場在法拉尼工作室（Atelier Farani）和衣物的「會面」，將是這些封存近半世紀、有些甚至長達六十年的服飾重見天日的開端。史雲頓回憶道：「它們彷彿一群年邁而珍貴的動物，如此開心地看著我們，等著另一個時刻到來。」

 

批判時尚，打開傳達可能

 

薩亞身為時尚策展人和藝術史學者，自2018年起以《貧窮時尚》（Moda Povera）為題，對時尚文化的速食與消費傾向做出回應。這一系列作品包括：用五歐元T恤製作高級訂製服、把蒐集來的常民服裝放到伸展臺上，還有重新演繹他已逝母親的衣物。

 

「我甚至不喜歡『時尚』這件事。」薩亞直言，「時尚永遠講求『新』，但我們對相反的東西更感興趣。這跟我身為策展人有關，在博物館工作時，你總是在傾聽過往、生命，還有親密感。如果你認為比起展示，服裝能訴說更多事情，那就打開了全新的視角。」這樣的關注，讓他看到了帕索里尼電影服裝的潛力。

 

乘載生命力的服飾

 

薩亞和史雲頓的合作，可以回溯到2012年。他當時擔任巴黎時尚博物館（Palais Galliera）總監，邀請史雲頓共創《不可能的衣櫃》（The Impossible Wardrobe 2012）。訪談裡，他們都反覆提及這個「怪異又特別」的演出。

 

史雲頓強調這個作品在巴黎時裝週期間上演的重要性，「時裝週是一場又一場秀，賣出那些只穿過一次的衣服。我們這場秀裡，都是不能穿的服飾，因為它們太脆弱了，而且都是非賣品」。他們讓長年鍋居展櫃和檔案庫的館藏，在伸展臺盡頭能夠再度於一面鏡子中，端詳自身。

 

之後，薩亞和史雲頓的嘗試還包括：在臺上從頭設計、製作出一套服裝的《永恆的服飾》（Eternity Dress 2013），以及直接用觀眾寄存的大衣來進行演出的《衣帽間》（Cloakroom 2014）等等。「我們目前為止的所有作品，都跟一件事有關」史雲頓說，「就是衣服的價值，來自其中能被活出的生命力」。

 

不可能的四人舞

 

薩亞用「一張不斷增加曲目的唱片」來形容和史雲頓的合作。《親愛的帕索里尼》是最新的一首曲子，也改變了他們的關係，因為兩人已連年進行這個「活展覽」（living exhibition）。不是劇場，亦非舞蹈，也不是行為藝術，而是通過身體形成的一種新的展覽形式。同時，這不再只是他和史雲頓的雙人舞，而是加上帕索里尼和服裝設計師尼洛．杜納蒂（Danilo Donati）的四人舞。

 

「要去回應帕索里尼的服裝，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但我想看看如何讓它變得可能。」薩亞這種對於未知充滿好奇的態度，也是史雲頓初識他的印象，「我們第一次碰面，就在討論不可能的事情。」

 

從傾聽到賦予新生

 

面對這個不可能，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傾聽這些服裝：注視、試穿、拎起、估量。史雲頓說，「我們不想要複製或重現影片的場景，而是去問，這頂帽子想做什麼？」服裝，才是主角。

 

史雲頓也承認，有些東西是難以避免和無可剝除的，像是她完全沒辦法忽視《索多瑪120天》（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 1975）的服裝所蘊含的能量。「這些衣服，都像是黏了很多東西。」雖然作品的確──也必然──受到電影的影響，但兩人都同意史雲頓所言，要讓作品「不只是關於這些過去被封存的衣物，而是讓這些在經典電影中、有些甚至只出現過一兩個鏡頭的服裝，擁有新的生命，獲得新的姿態。」

換句話說，如薩亞強調的，這不是個自傳體裁的作品，「我們決定回到這些服裝帶來的靈感，由帕索里尼、杜納蒂和穿過這些衣服的人們所共享的靈感。這並不是唯一的選項，但是個好選擇，用來賦予新生。」過程中，他們也曾回溯了那些杜納蒂汲取靈感的畫作。

 

帕索里尼、賈曼、卡拉瓦喬

 

史雲頓在訪談中提及了她眼中英國電影導演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和帕索里尼的關係。賈曼描繪義大利畫家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的電影《浮世繪》（Caravaggio 1986），是史雲頓的出道之作。

 

「賈曼在某個程度上算是帕索里尼的『手足』。他在拍《浮世繪》時，很嚴謹地去學習、甚至重現《馬太福音》（Il Vangelo secondo Matteo 1964）裡的某些鏡頭。那是我第一部電影，我跟賈曼工作，也在跟帕索里尼工作，也跟卡拉瓦喬工作，這三人有很多雷同之處。例如卡拉瓦喬會把妓女、雛妓男童的面孔，放到聖母瑪利亞旁的神職人員臉上。這也是賈曼和帕索里尼會做的事。我看的第一部帕索里尼電影，是在他在羅馬街頭訪問路人，問他們對性的看法，展現出全面的坦然與誠懇」。一條穿越了她藝術生涯的弧線，就這麼出現了。

 

啟示：對於生命毫不妥協的詮釋

 

薩亞回應史雲頓的分享，「他們把生命放到了畫作與影像的框框裡，而自己卻失去了生命。這提醒了我，這些衣服也失去了生命。當再度發現它們，其中隱含某種命令，要我們去重新訴說帕索里尼，重新訴說這些服飾。」這也呼應史雲頓的感受：這些衣服總在對她說話，提出要求、展開溝通。

 

帕索里尼對正典的態度也啟發了他們。「他拍了許多基督教故事的電影，」史雲頓說，「他認為自己有資格以人的身分去訴說基督的故事，這是如此令人著迷。他用毫不妥協的態度來使用經典和進行詮釋，但不把自己視為邊緣。這是帕索里尼啟發了賈曼的地方，也是啟發了我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