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終將是外人，反而是實驗室最可貴之處

這是首次「亞當計畫 – 藝術家實驗室」以雙城方式進行，同一批藝術家先在曼谷駐地兩週。一個月後，再到臺北駐地兩週。實驗室在曼谷開始的第一天，我們相約在飯店大廳集合。先前經歷過面談與行前會議，作為本次亞當實驗室的協作者，內心深處彷彿已經認識彼此好一陣子，一見面就感覺到親切。主要活動場所 – 水牛橋藝廊（Buffalo Bridge Gallery）就在下榻飯店不到十分鐘的路程，導致我們幾乎集體行動，一起散步、一起買咖啡喝，就連上廁所，都因為藝廊的電梯需要門卡感應，短暫休息時間變成了相約上廁所的集體行動。

水牛橋藝廊的排練空間一側是一面落地窗，窗外拉瑪十世國王的大幅肖像就垂掛在對向建築物外側。國王肖像在曼谷街街頭到處都有，稱不上是特殊的風景，但清晰巨幅地肖像落在眼前，特別是當我們談論著可能會冒犯到他的議題時，多數人還是免不了注意到他時時刻刻「看顧」我們的眼神，既使我不算他的臣民。

集體創作實驗室總伴隨著一種微妙狀態，經歷幾個月的籌備、各自安排好時間抵達特定的城市，盡可能把其他工作放在一邊，來保證對這段時間的投入，用完整的身心進行體驗、探索並創造深度認識彼此的環境。但同時，大家心裡也知道這是一個特殊的環境，就像實驗室裡環境因素總受到控制，我們並非不期而遇，我們是「被擇選」相遇。「被擇選」相遇是不說破的默契，也要很有默契地敞開心胸、從零開始。畢竟要是帶著確定的創作計畫來，又何必進行集體創作實驗？或退一步說，到底在實驗室裡的其他藝術家們與自己到底合不合拍，都還是個未知數。

客席策展人 – 莎莎賓．希芮旺吉（Sasapin Siriwanij）提出了「他們的鄰居」（Theirborhood）的概念，試圖創造複數的社群的經驗與觀點，並探索未被彰顯的故事。從這概念出發、加上雙城駐地的特質，我們逐步聚焦到「水」與其延伸的意象上。地理上，兩個城市都由一條主要的河流劃分了區域，昭披耶河的兩側是舊城區與新城區，淡水河的兩側則劃分了台北市與新北市。「水」是阻隔、是連結，也是流動，從穿梭城市經緯延伸到認同上多元性別的流動與公民抗爭的無組織的特質，這些逐步聚焦的主題也呼應參與藝術家的先前的創作關懷。

落實到行程安排上是雙軌並進的。一軌是團體內部的交流，另一軌是對城市的探索，而雙軌總是交疊發生。對團體內部而言，我們試圖省略些制式的形式，例如：自我介紹。讓所有參與的藝術家不急著標示自己是什麼樣的創作者、曾經做過哪些作品。取而代之是各自帶一小時的工作坊的方式來進行，不特別觸及彼此過往的創作實際內容，反而是透過一種分享與教學的方法，碰觸到作品背後思考的路徑。先認識對方怎麼思考與行動再見到他們的成就，或許讓一切變得更加立體。大部分的藝術家將自己過往的實踐轉化為問題意識或創作方法分享給彼此，透過工作坊我們多了一層知識外身體上的理解。

還記得阿姆麗塔．赫皮（Amrita Hepi）主持的工作坊接近尾聲時，她希望我們閉上眼睛，不透過四肢移動向彼此靠近。我們彷彿變成蚯蚓，透過自己的皮膚去感知彼此。工作坊常常有這種魔力，跳出一些日常情境的慣性限制。很快地，我們的身體變得更靠近了，同時我們也意識到對方是如何具身思考的。直到臺北階段的最後一天，我們還是沒安排任何分享彼此過往作品的時段，但我相信，他們早已經知道彼此。

另一部分，我們走過了曼谷曾經消失的運河河道，遙想昭皮耶河旁潮汕移民過往衝突。我們走過最大的貧民窟，基礎設施的缺乏讓該區頻頻面臨火災的風險；在臺北，我們探索了社子島並思考整體都市發展與居民生活權益，望著臺北市、新北市兩端，猜想著前任臺北市長夢幻願景「台北曼哈頓」何時兌現。在曼谷，我們走過了皇室之路，尋覓那些被忽略的紀念碑、被遺忘屠殺與民眾抗爭的記憶；在臺北，我們邀請了學者呂佩怡分享太陽花運動時藝術家的介入與實踐，也透過藝術家張吉米的作品，再現了立法院周圍的抗爭聲景。在曼谷，我們探索了最大的同志娛樂區 – Silom、藝術家Missoat以卡拉OK的方式帶我們思考「酷兒時間」；在臺北，則是去了西門町扮裝表演酒吧與林森條通酒吧。

陌生城市景觀自然創造不少新鮮感，但這些經驗並非單純為了城市考察，更多時候是創造集體可以共享的經驗。藝術家皆來自不同背景，對應當下所處情境延伸對各自文化、居住城市、相關議題的看法。這層認識會折射出多維度跨文化的理解，不只單單只是雙城的對照記。例如：日本藝術家和田長良（Nagara Wada）除了原行程安排曼谷的日社群紅燈區、臺北的林森條通酒店區外，也刻意去造訪曼谷與台北的唐吉軻德（大型雜貨商城）。這些因產業優勢南向或作為殖民歷史的遺緒所形成的社群，在她心中既陌生又熟悉，甚至開玩笑的說：「我可以在這裡的唐吉軻德買到日本各地的伴手禮，假裝自己是在國內旅遊，但我其實是去了曼谷或台北...」。這全球化下相似卻又差異的場景也在她後續的呈現中具體而微地展示出來。

探訪經驗其實更像是觸媒，他們從來不被要求要創作一個以曼谷或臺北為主題的作品，但我們堅信這些經驗隱約間必能發酵，成為作品重要的養分。我們聚在一起、共織複合網絡般的文本，不帶有任何預設的發展，期待過程多過成品，期待交流更多過締約，讓意見與需求並陳討論，這是實驗室相當可貴的地方。

在亞當年會中的呈現來看也是如此。列嶼維杰（Leu Wijee）過程中常常說自己「半知半解」，暗示著不僅文化上的差異也包含著我們能共同溝通的語言只限英文，讓他偶爾在理解上出現隔閡。他將「半知半解」結合「八卦」與「按摩」有機地展現出來。你能感覺到兩座城市經驗對他的影響，但又不是針對「泰式按摩」或「臺式推拿」而出現的命題作文。其他藝術家也有了自己與內、外部對話的方式，納魯貝．賈蘇蘇萬（Naruebet Jaksusuwan）注意到臺、泰服務文化中的微笑進而探討迷因文化下的社會運動能量，延．娜塔莉．米克（Yon Natalie Mik）則關心街邊勞動者與無法進到劇院裡的青少年的狀態、陳煜典則是將崇敬皇室服侍身體與台灣黨國時期的威權身體相呼應。也有藝術家聚焦在團體中的「命中註定」。起因某夜聚餐時發現，七位藝術家中竟有三位同月同日生，這是多麽神秘的巧合！Amrita Hepi從此發想了「命運」的主題，並邀請幾乎所有藝術家共同演出。而段青全（Đoàn Thanh Toàn）則是不帶特定主題與其他藝術家合作，試圖讓自己成為連結彼此的方式。

在這個越來越能夠移動全球情境中，各種平台、駐地駐村、藝術節、年會十分多樣，但多數時間我們都是帶著非常具體的目標前去，呈現、買賣作品、學術交流等等。亞當實驗室總擁抱著藝術家自主、有機的精神。雖然實驗室終將會有階段成果，但過程中期待最大程度的開放與彈性，反而是撞見意外與驚喜的可能。短暫的時間內，曼谷與臺北對於我們仍舊是一抹印象，而藝術家彼此間的情誼也才剛萌芽，我們終將都是「外人」。但「外人」一詞並不負面，反而成了無時無刻都能刺激思考的位置。

只是什麼又算真正的瞭解一座城市呢？其實很難定義。參與過三次亞當實驗室的我（一次參與藝術家、一次客席策展人、一次協作者）每次在臺北「駐地」時，面對著生活近二十年的城市，透過這些遠道而來的海外藝術家對城市的好奇與觀察，每每還是能帶給我全新的發現，他們彷彿為我裝配了一組特殊的鏡頭，讓我在早已習以為常的生活風景中，映射出與眾不同的觀點，那一瞬間一切又「陌生」了起來。實驗室後兩週，發現自己走在臺北街頭的步調無意間也放慢了，像個外人般對這熟悉的城市充滿了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