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臺灣的劇場視角：兒童及青少年文本與製作

此場講座由徐琬瑩主持人首先以「劇場中的文本是演出的核心，而它從哪裡來的？該如何變成臺上的東西？」作為破題。

Hübner 認為，劇場文本應透過真實的劇情來讓觀眾反思現實問題，而非單純的同情或說教。他談到，自己與老師、專家合作，從觀眾實際面臨的問題出發來構思劇情，並舉例指出，疫情讓年輕人經歷隔離，他曾以此為靈感，引起有關隔離造成青少年孤獨與焦慮的現象。Biedermann 亦對「激發創造力的文本」做出回應，她不認為劇場的主要任務是教育觀眾，而是讓作品激發觀眾的創造性思維，避免二元的道德長篇大論。「如果戲中涉及毒品，我不會直接告訴觀眾這是對是錯，而是透過戲劇來呈現議題的多面性，讓觀眾自由思考。」

徐琬瑩則表示，她希望自己的演出的文本能以精彩的故事吸引觀眾，讓包括家長在內的各年齡層都能有所共鳴。她的劇團會針對大人小孩都關心的議題製作戲劇，例如毒品的影響。針對毒品的議題，作品會呈現接觸毒品後的結果，以符合不同年齡層的理解力，並且邀請反毒機構協助共同討論。

林奕君提到，她的創作不僅僅針對兒童劇場，而是希望創作出適合整個家庭共同探討的劇目。林奕君指出，青少年常帶著憤怒和尖銳的情緒，而劇場可以成為他們放鬆和反思的空間。例如，她的作品《我的媽媽是Eny》透過雙薪家庭的情境，從爺爺奶奶、父母到孩子的不同視角呈現出文化衝突的議題。她更是強調，這樣的議題在華人文化圈乃至全球都具有普遍性，劇場創作可以讓青少年更具同理心，期待透過劇場，創造出一個讓家庭成員之間的理解加深並找到對話契機的空間

Hübner 分享了在德國一些貧困地區學校的觀察，描述了因社會兩極化而造成的問題：一方面，部分學生對教師有敵意甚至暴力行為；另一方面，富裕區域的家長過度關注孩子的成績，這些社會問題往往難以解決，但卻反映出現實中被忽視的青少年困境。

劇場無需避諱任何議題，重要的是要讓青少年觀眾找到共鳴，尤其是社會中少被討論的話題。Biedermann 強調與青少年進行對話的重要性，「我們的世界也是青少年的世界。」在她的創作中，會從日常生活的觀察中找到合適的主題，然後透過與青少年的對話來探索呈現的方式。她還會訪談年輕人，並將這些片段播放在劇場中，使觀眾能夠從青少年的角度來審視相關議題。

在排練過程中，她會與一些年輕人進行訪問，錄下的內容會在劇場中播放，這樣便能夠從青少年的視角出發，讓觀眾也能與他們產生共鳴。雖然有時會懷疑自己是否在「利用」這些年輕人，但她相信這種方式是正確的。兒童與青少年劇場教育不僅是對他們傳遞知識，更是建立互相理解的機會。透過不同的藝術場所和環境，重點不在於尋找特定的題材，而是以他們的角度出發，探索他們的聲音與故事。

「劇場團隊應該能夠代表多元的社會構成，這是德國社會與劇場界都關注的重要議題。」她說，「雖然我們可以在舞臺上試圖以貧困兒童的角度去溝通和探索，但這只是我們的視角，不代表所有人的經驗。」

在臺灣與德國劇場工作模式的對話中，林奕君提到，臺灣劇團通常採用導演制，較少使用製作人制，這對於劇場創作過程中的協作與權責平衡帶來挑戰。如何在創意和管理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是導演與劇團成員需要共同面對的議題。

徐琬瑩針對此提出疑問：「製作人主要負責什麼？控制預算嗎？那在德國的製作人和導演之間如何進行協作？」這一問題引發了德國導演 Biedermann 的回應。她分享，德國的劇場團隊中，並沒有單一的製作人角色，而是由團隊中的不同成員分擔責任，尤其在向公部門匯報或在合作時，大家會共同參與決策。雖然她在劇院裡擔任領導，但協作過程仍是平等的，且她強調：「沒有誰能完全掌控我們的創作方向。」

呂毅新於2016年編導的《白鯨記》探討了臺灣這個海島國家的海洋意識，揭示了在政治環境影響下的「鎖國」現象。故事中，臺江內海和潟湖的軍事重地地位，使得海洋的真正意義常常被忽略。儘管臺灣周邊生活著許多鯨魚與海豚，文學作品中也常有關於海洋的描繪，例如男孩與鯨魚的對話和達悟族的傳說，但劇場對於海洋的探討卻是缺席的。

在《白鯨記》中，呂毅新希望通過海洋廢棄物的問題，引發孩子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並促進教育性質的雙向交流。這一計畫得到了臺灣歷史博物館的支持，旨在讓孩子們了解臺灣的航海歷史與殖民過去，進而啟發他們以創造性的方式進行冒險和探索。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們學會用互動的方式思考冒險的意義，而非單純的佔有與搶奪。每個孩子的反應各有不同，這使得他們在這場旅程中沒有對錯之分。

Hübner 也分享了他在杜塞道夫的經驗，強調劇場如何作為一個平臺，讓年輕人探索和表達自我，或是單純地引起他們興趣。他曾策劃一場以「夜店」為主題的劇場作品，旨在利用青少年對派對文化的興趣來吸引他們的參與。他表示：「青少年總是喜歡派對嘛，因此這樣很自然地邀請他們透過劇場來跳舞和聽音樂。」讓高中生一進場便感受到燈光、音樂、互動的魅力，置身於夜店中，新穎的設計吸引了眾多年輕觀眾，也打破了傳統劇場的刻板印象。

他指出，雖然夜店文化在某些家長眼中可能存在爭議，但這樣的活動卻能讓年輕人更自由地探索自己的情感與社會問題。他補充道，透過這樣的方式，劇場能夠打破傳統界限，讓年輕觀眾感受到自己是表演的一部分，Hübner的理念在於，劇場應該勇於挑戰社會的既有觀念，讓不同的聲音和故事能夠在舞臺上被聽見。

呂毅新分享了她的一個作品，該作品是根據文學館的邀約，探討慰安婦的故事。她將這個故事與《安妮日記》進行對照，並使用自傳素材，呈現東西方戰爭中青少年的經歷。她強調，這不僅是講述戰爭的故事，而是反映不同時代的經驗。Lutz Hübner回應說，這些演出不僅僅是「展示憂鬱」，演出是為了吸引觀眾和說服青少年們，並且提供娛樂。

「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是個安全港。」Biedermann 認為，演出過程中，她喜歡活潑的現場氛圍，並認為視覺元素能夠帶來樂趣。對於演出後的討論，她指出導演和作者的角色，尤其是涉及自殺和憂鬱症等敏感議題時。她強調演出後的討論不應該結束，並鼓勵青少年與老師或她一對一交流。她通常會進行採訪，並發現年輕觀眾在臺下流淚，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他們感受到被尊重和聆聽。

在講座的尾聲，一位聽眾提問：「臺灣的高中生只想打籃球，該如何讓年輕人走進劇場呢？」

徐琬瑩以「讓戲劇與孩子的生活緊密相連」回應，幫助他們在文化中扎根。「雖然不少家長習慣把孩子單獨送進劇場，卻缺少陪伴與共同討論的時間。」林奕君認為這樣的做法雖鼓勵了孩子的獨立性，但也錯失了交流的機會。兒童觀眾往往會成為未來的青少年觀眾，而許多青少年觀眾的劇場經驗其實始於兒童劇場。如果能讓整個家庭、社區乃至整個社會共同支持青少年劇場，將更有助於劇場文化的培養與傳承。

在德國也存在一些阻力，Biedermann 回應到。例如老師與家長對戲劇的態度，家長寧願喝下午茶也不願進劇場。她認為劇場應更開放，讓人們感受到觀劇的樂趣，即使只是偶爾接觸也足以種下熱愛的種子。呂毅新最後則提出，「或許青少年戲劇不該只停留在表演層面，更應結合工作坊，讓家長明白戲劇能帶來的成長價值。」她認為劇場是一種儀式，是認同自我、理解世界的途徑，小孩們、不必成為劇場工作者，「但期待小朋友們也能在其中得到抒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