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臺灣的劇場視角：兒童與青少年劇場之藝術節策劃

耿一偉首先邀請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盟主余浩瑋分享。他首先提到，藝術作為劇場往往不是主流，而青少年更是其中的邊緣群體。同時也接手辦理「花樣戲劇節」的余浩瑋介紹，花樣是全臺灣戲劇社可以參加的重要活動，每年七月舉辦演出，其中有幾個核心目標：

1. 主題性：確立一個明確的主題作為創作的框架，同時允許在這個框架內的自由發揮。

2. 公共性：課本上的歷史並不一定是完整的，探索多元敘事與議題的因此重要。

3. 發展性：在青少年戲劇節中，期望讓戲劇成為青少年成長的陪伴。許多服務的青少年面臨各種問題，期待藉此將藝術帶入他們的生活中。

阮劇團創辦人汪兆謙接著分享。他深知劇場無法脫離社會和歷史的結構，「八零年代，現代劇場在臺灣開始萌芽，而到了九零年代，尤其在臺北，劇場文化已展現出成長的潛力。然而，當時離開臺北的地方依然相對荒蕪。」自己約在九零年代末期讀高中，當時參與「青少年戲劇推廣計畫」進而受到劇場啟發。大學時期，受到學弟妹們邀請他回去教學。在讀完臺北藝術大學後回到家鄉， 2003 年，他創立了自己的計畫，成立了阮劇團。

阮劇團是一個來自嘉義的劇團，而在那個時代的嘉義，奇妙的是有五所戲曲學校能夠存活。「這實在是個奇妙的現象，他說。」然而，同時需要面對的挑戰也不少。在高中，戲劇公演時，學校通常只提供一個禮堂，但卻沒有足夠的彩排時間，這使得學生們在演出準備上面臨許多困難。」到了 2006 年，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成立，但是因為靠近民間避諱的墳墓，曾有一段時間成為人們口中的「蚊子館」，年輕人沒有足夠的場地可以表演。到了2009 ，「草草戲劇節」成立，地方創生，鮭魚迴游等現象，返鄉青年投入，慢慢吸引到年輕的一代。「當時期待連結嘉義返鄉青年，後來疫情的關係讓整個產業停擺，環境變得很不一樣， 但相應而生的是網路，同時吸引到青少年用戶，草草藝術節因而做了一些調整。現在草草進入第十七年，當然要怎麼思考讓年輕人購票，並藉此受到啟發。」

德國的青少年劇場生態系統在組織形式與資金模式上有顯著的多樣性，大多數德國市立劇院除了音樂劇場、戲劇和舞蹈劇場等標準的分支以外，還有第四個專門給兒少劇場的分支，或至少有專為年少觀眾準備的劇目。然而，德國兒少劇場的節目最大比例是由獨立劇團製作的，多樣的獨立劇團是德國青少年劇場系統主要支柱之一。

耿一偉補充有關德國的劇場與臺灣很大的不同是，通常德國劇場會設立劇團，而臺灣劇團，如同上述所提到的，往往是獨立劇團的概念。

巴伐利亞兒童戲劇節「珍奇櫥窗」（panoptikum）的藝術總監 Erl 分享在德國舉辦兒童戲劇節的經驗： 「作為一個自由團體，我們已經運作了二十五年，當時的政府認為這是個值得嘗試的計畫。在德國，由於是聯邦制度，每個地區負責自己的活動。我們邀請適合年輕人的活動，將紐倫堡作為主場，讓當地的小孩能夠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劇場作品。而 panoptikum 希望每兩年都能讓孩子們欣賞到各種戲劇演出。這其中還有一些專業的劇場工作者，連續五年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並引入德國境外的演出，逐步發展成為一種「劇場旅行」。

Erl 認為，這樣的活動不僅是一種對話的方式，「我們的觀眾主要是紐倫堡的孩子，在演出前會讓孩子們進行討論，這樣可以讓他們從參與中更好地理解劇作。巴伐利亞邦在我們首次舉辦後也支持繼續舉辦此活動。我們的工作重點是親自觀賞每一場演出，並由五人的評審團來進行評價，確定適合的年齡範圍，我們需要為每一個年齡層提供合適的選擇。」

Taube 談到他所投入的兒童戲劇節：「 自約九零年代時，我們創立了『拭目以待！』（AUGENBLICK MAL!）藝術節，最初名為柏林兒童與青少年劇場會面 （Berliner Treffen），直到 2011年轉型為更聚焦青少年劇場的平臺。核心理念是為青少年打造專屬的劇場節，因此我們的規劃中包含十部作品，分別是五部兒童劇場和五部青少年劇場作品，這與 Berliner Treffen 不同的是，『拭目以待！』更重視這些作品對青少年的專業性與意義。」

Taube進一步闡述：「劇場界需要的是專業演員與創作者，我們希望推動青少年劇場的發展，並激發他們以批判的視角看待事物，這不只是為了表演本身，也包括創造一個以專業人士——導演和演員——並以年輕人為中心的對話空間。每兩年，藝術節會呈現約四十部作品，六天的節目既為專業觀眾，也為柏林的年輕人準備，其中有相當高比例的作品是帶有互動性質的。」

「我們每屆都委託專家來協助選拔作品，去年收到了超過八百多份提案，經過多次篩選後，保留了最具創新性和啟發性的作品。隨著2021年以來劇場界的發展，我們逐漸加入了年輕觀點，2023年策劃時更是設立了年輕代表的委員會，讓他們不僅代表自己的意見，也能反映年輕一代的想法。」他強調從青年角度出發實踐的重要性，他說：「我們正在考慮讓更多年輕策展人加入，計劃在2025年邀請二十一歲以下的三位策展人。不過，為了能更深度地讓孩子參與其中，我們下一屆目前計劃邀請十二歲的孩子參與作品篩選，讓他們的視角融入策展過程。」

汪兆謙提到隨著數位化媒體的興起，青少年對於兒童戲劇的興趣似乎下降，特別是在十歲之後，許多孩子會覺得這些劇作無聊。他指出，文學、繪本等其他藝術形式也在爭取青少年的注意，而在臺灣，劇場的票房觀眾大多由父母來決定，他強調，「長期來看，劇場需要思考如何彌補這一差距，就如同我們在學校開設體育課程並不僅僅是為了培養運動員，而是希望藉此培養學生的健康運動習慣。」

Maria 提到，德國政府提供的基本資金可以靈活運用，不僅僅依賴票房收入。門票價格不能設定太高，紐倫堡已經成立了數年來的第一個兒童劇院。「重要的是與合作夥伴的關係，像是劇院與學校建立合作。這樣的合作雖然需要大量的投入，許多老師會將其融入日常生活。我們的城市擁有這樣的氛圍和基礎是很幸運，過去得到了媒體的支持，或是像報紙的宣傳亦非常有效，因此現在我們也積極運用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群媒體，在藝術節中推出攝影書等等。」

Taube 補充有關結當地合作夥伴的重要性：「我們本來並不是一個傳統的劇院，柏林有許多不同的劇院，他們長期以來與學校、幼兒園及家長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係。如果沒有這些夥伴，就不會有這樣的藝術節。這些關係是在幾十年內逐步建立起來的。」以及社群媒體的參與亦是不可忽略，「社群媒體的使用也很關鍵，我們甚至在抖音上開設了帳號，希望能夠直接與年輕人對話，激發他們的興趣去看戲，並促使他們主動與朋友一起參加。有些年輕觀眾會自行前來，並不依賴於父母或老師。這就是社群媒體的力量，臺灣的情況則可能更依賴家長的參與，社群媒體能夠實現直接接觸年輕人的可能。」

臺灣曾走過戒嚴時期的背景，余浩瑋對此提出：「在青少年劇場中，德國是否會引入如轉型正義這類敏感議題進劇場，這往往不是個好處理的主題？」

對此，來自東德（1949年至1990年間存在的一個中歐社會主義國家）的Taube回應：「關於獨裁或是專制的歷史對我而言並不陌生。雖然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教授歷史，而是幫助年輕人以當下的視角反思過去。當我在東德成長時，抵抗社會主義是一種集體努力，這種背景讓我們懂得從自由的立場回顧歷史。生活在這個時代或許是一種禮物，因為我們身處於自由的國家。劇場中不僅是對歷史的回顧，同時也承載著展望未來的意義。」

進一步討論到藝術節策劃的挑戰時與對於未來的展望，汪兆謙提出了如何與青少年觀眾交流的問題，主持人亦指出：「超越時代的藝術主題常難以引起年輕人的共鳴，我們需要找到與他們語言相契合的方式，讓過往的故事不再遙遠。」

Taube 延續這一話題，談到劇場在社群媒體時代的價值：「這應該是德國十年前就觀察到的現象，我們如何將社群媒體的習慣融入劇場中。如今的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及共同體驗的事物正是劇場的核心。在發言時，舞臺下的觀眾聽得到，這與在手機上聊天截然不同；在手機裡所說的一切，只有你自己知道。而看戲是一種獨特的體驗，涉及到社會上的互動，成功的交流才是關鍵。劇院之所以能夠延續，是因為它也需要不斷適應新科技，劇院本質上是共同體驗藝術的。至少，我們應該讓年輕人看到這一點。」

Erl 補充道：「年輕人往往對現場發生的事情感到陌生。我們可以告訴孩子們，這裡有真人在演出，他們也在和你互動，這與電影截然不同。許多人會問觀眾是否能夠保持注意力，但事實上，大家在演出中都是全神貫注的，觀眾也會投入地關注表演。」

Taube 在討論青少年劇場時指出，平等的對話和交流是其關鍵：「年輕人應該擁有話語權，不應該讓劇場僅僅成為成年人控制的空間。雖然大人往往掌握著責任和權力，但也應該分享，讓年輕人自由發聲。」Erl 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認為劇場中的平等不僅在於演出者與觀眾的關係，也包含對觀眾的邀請。

耿一偉提到，臺灣的劇場生態中沒有固定的「養團」模式，臺灣的公共資金更多支持創作而非劇團培養：「阮劇團的運營模式比較接近德國的獨立劇團，但在臺灣，公部門主要偏向於資助創作，而非長期的藝術教育。」余浩瑋補充：「相較於德國兩位比較接近受委託，我和汪兆謙都是如同自我委託的創作者。我們對藝術的投入是因為我們認為它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Taube 認為，儘管德臺兩國的文化背景和框架條件不同，劇場對年輕人的價值是一致的，無論地理界限，劇場都能帶來深刻的成長體驗和文化啟發。

Erl 進一步談到，針對年幼觀眾，劇場的呈現方式需要平衡理解力與藝術性：「針對 8 歲以下的觀眾，我們嘗試以非對話的形式進行表達，讓他們透過舞蹈或物體劇場來理解故事內容，我們非常在意觀眾的理解力，並根據需要調整年齡限制，以找到合適的平衡。」

余浩瑋談到花樣戲劇節的未來方向，希望能讓花樣走向國際，促進青少年之間的文化交流：「除了學習與溝通，青少年還可以透過這些活動交到朋友。我們計劃在 2027 年舉辦更多聯誼活動，讓他們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交流。」

他最後分享了自己被藝術改變的經驗，為他投入劇場至今二十四年的原因：「無論他們未來選擇什麼職業，創造力和同理心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隨著時代變遷，年輕人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只會一直演變下去，而劇場的意義就在於陪伴他們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