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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藝筆記:《後殖民與文化創作:藝術的反思與回應》

本講座著眼在「後殖民與文化創造的關連」、「後殖民理論與藝術實踐」與「當代後殖民藝術的挑戰」,關切後殖民理論如何重新定義文化身分與藝術表達,並闡述藝術家如何透過創作抵抗與詮釋被壓抑的歷史與文化。從文學到視覺藝術,後殖民創作不僅是對殖民記憶的回應,也是對全球化、性別與權力結構的深刻反思。作品敘事觀點反映被殖民者對自身認同所選擇的立場,而不同政治位置的受眾,面對後殖民文化創作的觀感也不一致;解讀作品的方式,實與既定社群之切身利益攸關。

外租節目/文章轉載/20250319 後殖民與文化創作:藝術的反思與回應 @ TPAC PHOTO by Grace Lin-11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興起於1970年代後期,主要目的是反思與批判歐洲帝國主義在其前殖民地造成的社會、文化、政治影響,並探討種族歧視與經濟剝削的歷史。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社會學博士、主修藝術社會學的洪儀真老師說,這些曾經被殖民的地區紛紛獨立後,話語權重新轉換,學者或知識分子反思與批判殖民帝國,致力於為被殖民者尋找主體性,抵抗殖民霸權的宰制力量,並重建被邊緣化的聲音與歷史敘事。

後殖民與文化創造的關連

「殖民跟文化創造的關連是很廣義的,並非只在藝術領域。比方說,英國殖民印度時期(18世紀末至20世紀中),透過工業革命的機械生產降低成本,刻意壓制印度傳統手工紡織業,如馬德拉斯棉布(Madras Cloth),並限制其產品在英國本土市場銷售,使得印度從馬德拉斯棉布出口中心,變成僅僅是原料供應地,嚴重打當地經濟。」

 

同樣地,西非的約魯巴(Yoruba)民族,其原本豐富的口述文學傳統在英國殖民期間遭到打壓。19世紀,英國殖民政府強行推廣書面教育與基督教義,貶低口述傳統為落後或迷信。傳統故事因此被改編,以符合殖民敘事,例如約魯巴神話人物「尚戈」(Shango,雷神)被妖魔化,而殖民教育則強調歐洲文學,如莎士比亞的作品,試圖取代當地文化。首位非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爾.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其劇作《死亡與國王的騎士》(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 1975)便是基於約魯巴文化與殖民衝突,描寫英國殖民官阻止約魯巴傳統儀式,突顯文化誤解與霸權,透過戲劇形式保存並推廣約魯巴口述傳統,對抗殖民文化抹殺。

早期人類學發展深受西方白人中心主義影響,許多探險家與傳教士深入「未開化」地區,卻以歐洲視角記錄當地文化。被譽為「民族誌之父」的馬林諾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提出「文化相對論」,主張應以客觀方式描繪土著文化,而非從優勢角度評價。然而,後殖民主義學者仍認為早年的人類學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忽略了當地文化的主體性與內在價值。

洪儀真說,後現代主義主張所有敘事皆為主觀詮釋,沒有任何人可以用「中立」的角度進行書寫。「民族誌的書寫,與其說是對現實的忠實記錄,不如說是一種文化詮釋。因此,後現代民族誌學者開始打破傳統的學科界線,結合自傳、傳記、小說與社會科學書寫,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呈現文化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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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歷史不僅影響社會與經濟,也滲透到藝術與美學領域。19世紀的浪漫主義,正值西方殖民擴張之際,透過文學與藝術,美化異國情調與冒險精神,間接合理化殖民行為。例如,186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首次將黑人活生生地展覽給觀眾觀看,將殖民者的優越感轉化為一種視覺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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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神話學》中指出,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往往透過文化符號來強化自身的正當性。他舉例,20世紀法國雜誌《Match》的一張照片,呈現一名黑人士兵向法國國旗致敬,這一畫面不僅傳遞了「法國是偉大的帝國」的信息,更暗示無論膚色如何,所有人都應向法國致敬。這種象徵性的傳播方式,使殖民敘事深植於社會文化之中。

後殖民理論與藝術實踐

後殖民藝術的核心精神在於「解構殖民敘事」,挑戰西方中心主義,並重建身分認同。歷經殖民統治的土地,其文化經歷過不同層次的壓迫與轉變,因而產生文化混雜性(hybridity)。後殖民藝術創作不僅反映殖民歷史帶來的衝擊,也試圖展現去殖民化後的文化多元性與自我認同。

 

後殖民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弗蘭茲.法農(Frantz Fanon),出生於法屬馬丁尼克島,後來前往法國接受高等教育,並取得里昂大學醫學博士,專攻精神病學。在北非行醫期間,他發現許多病患的心理問題與殖民歷史密切相關,例如被壓迫的憂鬱與文化認同危機。他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1952探討被殖民者如何在文化壓迫下產生心理扭曲。洪儀真說,「白面具」概念象徵被殖民者試圖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認同西方的優越性,從而疏遠自身的文化根源。這種現象在當時的知識階層尤為明顯,許多殖民地精英階層努力學習歐洲文化,以迎合殖民者的標準,卻最終陷入文化認同的矛盾之中。

 

法農的後殖民思想強調,殖民壓迫造成的心理影響:殖民制度透過文化與教育控制被殖民者,使其內化西方價值。種族與權力的解構:批判白人優越論,提倡非歐洲文化的價值與認同。語言與文化的殖民:語言成為殖民控制的工具,例如法語、英語等西方語言取代當地語言,使本土文化逐漸消失。抵抗與解放的啟蒙:強調必須藉由文化與心理層面的鬥爭,重新確立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主體性。法農對後殖民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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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後殖民思潮奠基者──巴勒斯坦裔美國籍學者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最後於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其著名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整個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他認為,西方主義(Orientalism)是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緊密相關的意識形態,它不僅是一種對東方的刻板印象,更是支配性的思想體系,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並將東方「他者化」(Othering),描繪為落後、異質的地區。透過這種敘事,西方不僅掌控了對東方的定義權,更進一步影響殖民地的歷史詮釋與文化發展。

在殖民過程中,西方透過書寫與詮釋殖民地的歷史與文化,建構自身的史觀,並強化其文化權威。早期許多西方民族誌學者的研究,本質上並非在忠實闡明當地人的世界觀,而是以西方的角度解釋與分類殖民地文化,使其符合西方的價值體系。這種學術書寫不僅未能真正理解被殖民地的文化,反而進一步加深了西方對其的掌控。因此,後殖民理論強調建立「抵抗性的論述」,讓曾經被殖民的地區能夠重新詮釋自身歷史與文化,擺脫西方的單一敘事。薩依德提出基進的質問:「真正理解與書寫他者的文化如何可能?」這是後殖民研究中核心的反思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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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相關人物是印度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蓋雅翠.史碧瓦克(Gayatri C. Spivak, 1942-),她最知名、廣受引用的論文為〈次等階級能發言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1988),廣泛討論各種邊緣階級的被壓迫處境。她強調「次等階級的沉默並非他們無話可說,而是因為殖民與菁英結構中沒有他們的語言位置。」「次等階級的主體性往往被剝奪,其聲音被菁英所代理。」她也批判了歐洲的主體對於非歐洲人類成為主體的拒斥,以及反思女性作為次等階級的噤聲。放在後殖民語境中思考,「次等階級能夠發言嗎?」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而藝術本身具有發言的潛能,即使在強權壓制之下,透過不同形式的轉化與隱喻,它仍然能夠持續存在,並等待更適合的時機發聲。即便在殖民帝國時期,許多被壓迫的文化表達方式並未完全消失,而是潛伏於民間,伺機而動,一旦時機成熟,它們便能以更洪亮的聲音回歸,成為抵抗的象徵。藝術作為一種文化表達方式,能夠突破語言與政治的限制,成為次等階級發言的重要途徑,並挑戰主流話語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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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後殖民理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印度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1993年出版個人論文集《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其理論著述「混雜性」(Hybridity)、「矛盾性」(Ambivalence)、「模仿」(Mimicry)、「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等概念也在批評界廣泛流傳使用。巴巴在後殖民理論方面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與後結構主義精神相近,與其理論呼應的文藝作品包括印裔英國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其榮獲布克獎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E. M.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英國殖民文學三大經典之一《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1924)、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 S. Naipaul)《模仿者》(The Mimic Men, 1967),及美國的奇卡諾(Chicano)文化──語言上帶有Spanglish特色,融合墨西哥民間傳統和美國流行文化,創造非純粹的第三文化空間。這種空間成為認同協商和抗爭的場域。此概念挑戰在同質而連續的時間內書寫的西方敘事,質疑歷史認同感的同質化力量,彰顯「文化」可以被挪用、轉譯、再造與重新組合。

除了以上文學作品案例,表演藝術部分也有後殖民精神的相關創作者,例如即將再度來台演出的英國孟加拉裔編舞家阿喀郎.汗(Akram Khan)以個人身世為靈感,結合卡達克(Kathak)與現代舞的作品《Desh》(2011),探索孟加拉殖民歷史與移民經驗,呈現身分的斷裂與重組,用肢體語言跨越語言障礙,回應全球化時代的多元身分議題,將傳統舞蹈現代化,成為後殖民身體政治的強有力表達。

 

非洲音樂先鋒人物金.桑尼.阿德(King Sunny Adé)以「朱朱音樂」(Jùjú Music) 推廣到世界各地,這種音樂形式起源於約魯巴傳統鼓樂,並在20世紀發展為流行音樂。他的作品如《Synchro System》(1983) 使用傳統的「說話鼓」(talking drum),這種樂器在殖民時期被壓制,但在他的現代演繹中成為文化復興的象徵。阿德的音樂輕快卻深具根源,讓約魯巴的聲音在現代語境中得以延續。

 

當代後殖民藝術的挑戰

在當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傳統的軍事殖民已不再是主要的控制手段。取而代之的是新殖民主義,這是一種通過經濟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和全球化影響而控制其他國家的現代殖民形式。新殖民主義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也深深地影響了國際文化的發展和傳播。

 

文化產業全球化使得跨國企業可以輕易地將其文化和價值觀輸出到其他國家,特別是在青少年中。這種文化交流如果只是單純的交流或平等的融合,可能是有益的,但如果背後有壟斷性的經濟利益,則可能導致文化的標準化和商業化。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文化工業持有深刻的憂慮,認為資本家壟斷會導致勞動剝削之外,文化也因大量生產和標準化而被套路化,失去其原創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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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家在創作中面臨著多重挑戰,包括文化挪用:當使用民族元素時,可能面臨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或扭曲的質疑,藝術家需要反思如何正確地使用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商業化、主流化:藝術家需要在商業化的壓力下,反思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創性和真實性。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既能讓自己的文化被認可,又不失去其本質,是當代藝術家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

 

例如:印度藝術家克爾(Bharti Kher)用傳統印度元素與現代材料結合,反映全球化的身分流動。這種混合既是解放,也面臨對新殖民主義妥協的風險。美國藝術家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的作品在生前被商業化為「原始主義」的標籤,卻掩蓋了他對種族與權力的深刻反思。英國-奈及利亞藝術家尚尼巴雷(Yinka Shonibare)用荷蘭蠟布(Dutch wax fabric)創作,巧妙回應殖民貿易史,同時挑戰文化挪用的界線,在戲仿和諷刺間遊走。

 

新殖民主義是一種跨國而全面的殖民形式,利用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控制其他國家。它對當代國際的各式文化潮流具有主導的效應,需要我們對其背後的經濟和文化動機有所意識與覺察。唯有通過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和原創性。

撰文|張震洲、攝影|Grace 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