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活》作為一齣西部類型劇的得與失｜2022臺北藝穗節《狗活》

▍節目名稱：2022臺北藝穗節《狗活》
▍評論者：王健任

《狗活》標榜自己為一齣「西部類型劇」，那就從這個角度來談談這作品。個人跟這個劇本還算有緣，畢竟我從劇作家發展初始便一直（非自願地）關注至今被演出為止（但終究還是因為大雨而只看了不到半齣）。

傳統西部類型片對我來說一向有幾個重點，只要把握住，基本上就能掌握所謂的「西部類型」質感，第一，是對觀眾而言明確的善惡對決、二元對立，以西部片而言，好人終將勝利、惡人終獲報應，讓觀眾在劇終的時候同時獲得情感的抒發是很重要的；第二，道德邊界模糊的主角及其雷打不動的男子氣概，活在西部片裡的男主角必須話不多，身上多半背負著歷經滄桑之後獲得的副產品，某種無法輕易言說的心理創傷（畢竟說出口就不MAN了），看起來冷漠、對生活無感，可是面對著這個殘破不公不義的社會，他們終究還是會挺身而出，把藏在心中很深的那個「良善」隨著左輪手槍一起掏出來把壞人給「碰碰」掉；第三，環境，一望無際的荒野、險惡的大自然與世界觀。西部片還有各種子類型與變化，比如說帶著稚嫩的幼兒或青少年一同進行的冒險之旅；身負血海深仇的復仇旅程；受無力者委託、對抗強大惡意的正義之戰等等。

要了解一種類型故事的發展跟起源，多半要回到該類型興起的年代來重新思考，西部片源自於美國拓荒時期的通俗小說。當時，深入美洲大陸開拓的人們，生活缺乏保障，面對惡劣自然環境的同時還要對抗險惡的人心、以及語言不通的原住民等等等。在諸多威脅環伺之下，一般民眾唯一能夠仰賴的，便只有獨立小鎮當中的駐警人員。所以很容易便能夠想像，在當時的人們心中，英雄故事自然有其必要性存在。

那麼，當我們並不處在那樣的環境、那樣的年代當中，甚至連文化背景都大相逕庭的情況下，如何重新書寫「西部類型」呢？又或者說，我們為什麼會需要一齣「西部類型」作品？這或許可以是在創作之前的一個大哉問。

回到《狗活》這個作品，以其情節的安排，確實有符合一開始提到的幾個重點，這也是其成功之處，背負沉重過去與創傷的男子漢、情感與男人心中最軟的一塊擔當的少女（？）、邪惡的既得利益者與其爪牙，整個故事僅有四個角色，劇作家以一個相當低限度的人員配置就完成了「西部類型」的框架，值得嘉許。然而，若是再往下深究其「精神」，便會有些困惑不知所以。

如上述所說，西部片的惡役（惡意）有其發展源頭，但在《狗活》這個劇本當中，無論是里長的貪婪與其所背負的某種階級複製、又或者那潛藏在身後的東南亞惡意都少了真實感。當然，你可以說新聞都有在報，像是被起訴的某縣長、或是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柬埔寨詐騙等，但那終究只是處在「新聞」的狀態，當我們大部分的平凡人在觀看那些新聞的時候，某種程度上也只是在觀注一種「奇觀」，而不是真正地在乎，說得更直接一點便是那些事情對於所謂的大眾生活並非有著直接而且可見的威脅。當劇作家把他們當成故事中的反派來使用其實也僅止於奇觀想像的時候，自然也就無法引發觀眾對於英雄們受壓迫的同情心。延伸往下，當這個「西部類型」故事無法激起觀眾同仇敵愾的熱血之情，他們也就失去了感受性，只剩下理性上的理解而無法靠近劇作家創作的核心。即使偶而會被幾句笑話給逗樂，但也無法嚴肅以待。這種觀感上的混亂可以說是《狗活》這個作品的致命傷，「類型」的運用對我來說一直都是一種降低與觀眾溝通門檻的方式，讓觀眾在約定俗成的情節發展與心理感受，自然而然地落入劇作家圈套當中而不自知，很多時候往往是只借其形而非其意，舉例來說，就像是克林伊斯威特的《殺無赦》套了「西部類型」的皮，但內裡其實是要緬懷某種逝去的年代與鄉愁，看完之後雖然沒有獲得淋漓盡致、鏟奸除惡的暢快感，但感覺卻是得到了某種更深層的心理救贖。

總地來說，《狗活》雖然讓我見了西部片的皮相，卻還未見劇作家真正想說的話，本次呈現上遭遇的各種技術問題對我來說根本就不是問題（雖然在大風大雨中讓我出門就是個大問題），該問的是，《狗活》作為一齣2021年寫作完成的台灣本土西部類型作品到底想要表達甚麼？想要如何跟觀眾溝通、給觀眾甚麼樣的感受？或更簡單一點的問劇作家自己最在乎的到底是甚麼？這才是真正該面對的大哉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