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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5
北藝筆記：《戰爭與文明：現代世界的形成》
煙硝與畫布：戰爭如何催生藝術與文化革新
「文明跟戰爭是歷史的雙面刃。」
在《戰爭與文明：現代世界的形成》講座中，講者洪儀真念出聆聽Bob Dylan諸多反戰音樂作品後的反思——「文明跟戰爭是歷史的雙面刃」。這句話長久發出鳴響，也成為這場講座的最佳註解。
從《20世紀極簡歐洲史》談起
洪儀真首先提醒我們正視戰爭的殘忍性，強調文明的進程若能在和平之中進展，理當更為人道與理想。但她也指出，若歷史進程仰賴某種推力，戰爭實際上也促成文化、科技和人權等議題的推進。她分享自己幾次捧讀《20世紀極簡歐洲史》的感觸與發現，這本書同時也是導演郭貝爾創作《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的重要靈感來源。
她提及，起初讀完此書時，產生相當大的疑惑，諸如作者文筆的含糊，甚至隱去許多資料的來源，書中更夾雜一定的驚悚性。但經過幾次重讀，她逐漸理解作者的用意，「我慢慢能體會作者的安排，以及郭貝爾導演對此的呼應。他們試圖創造一種荒謬性，讓讀者、觀眾不僅聯想到個人私生活、社會現狀，更延伸至國際局勢層級。書中的冰冷黑色幽默，提及那些在歐洲也不一定敢隨便討論的事件，表面的嘲諷，反而更能引起我們的注意與思考。」
電子設備、無線電、飛機、交通運輸等技術，因戰爭的迫切需求高速發展，戰後也促成國際合作與法治的形成，例如聯合國與世界人權宣言的誕生。同時，女性在這個時期積極介入社會，獲得工作權、投票權與政治參與權，成為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她們走出家庭，投入軍火與飛機生產等產業，在戰爭期間成為主要勞動力。
煙硝後的打卡人群
當戰火平息，人們開始追求和平與休閒，樂於成為觀光客，流連各式遺跡，例如羅馬的「圖拉真柱」（Trajan's Column）這一類磅礴的紀念碑。洪儀真提到，圖拉真柱是一種流傳千古、歌功頌德的存在，甚至能視為最早的公共建築之一。而藝術在戰爭中，也往往難以擺脫美化嫌疑，英雄軍將成為作品中心，被歌詠頌揚。「當我們深入了解過去的戰爭後，再去觀賞描繪戰爭的油畫，會發現這些畫作很難算作客觀的歷史紀錄，彷彿帶著類似今日Photoshop後製的美化效果。」
現代主義藝術的形成，在一戰與二戰後獲得充分滋養。洪儀真舉例，她在課堂上必定介紹的Jacques-Louis David，被稱為政治畫家，最初以隱晦方式支持法國大革命，後來轉而成為支持拿破崙的御用畫家。如果後人認為拿破崙英姿煥發、無敵勇敢，那麼David精心描繪的畫作可謂功不可沒。
吶喊與顛覆
然而，有美化就有控訴與反動。洪儀真提到，德國表現主義便是針對軍國主義的抵制，擁抱原始文化，引用非洲文化等元素。她舉出孟克《吶喊》為例，這幅畫不僅反映個人生命的焦慮，也指向當時動盪不安的國際局勢。「這幅畫呼應大戰前的集體心理，是一代人的吶喊。」
她強調，表現主義不追求和諧、唯美，專注於控訴現實黑暗，期待觀者感受到不適，進而觸發內心思考。納粹掌權後，將這類「醜陋、扭曲」的藝術定調為「頹廢藝術」，並策劃1934年的「頹廢藝術展」，原意在鼓吹大眾唾棄，卻意外吸引上百萬人次參觀。
洪儀真接著提及義大利的未來主義。20世紀初，西歐各國科技突飛猛進，反觀義大利在文明與藝術上顯得落後，促使一群文人提出「斬斷傳統」的主張，強調速度感，創造前衛的未來感風格。與此相反的，是採取明確反戰立場的達達主義，以摧毀一切意義為核心，追求荒謬，意外成為顛覆性前衛運動的代表。此外，洪儀真也提到超現實主義，同樣反對戰爭，質疑表象是否為真實，鼓勵人們深入潛意識的世界探索。
觀者同是作者
藝術、歷史抑或文明發展緊跟時局脈動，作為一名研究者，洪儀真分享自己在進行文化分析或藝術分析，要反省各種方法論的利弊，並能選擇出具有解釋力與啟發性的觀點來進行探討。但她同時也反思，開放性的解讀是否可行？
「藝術、歷史、文明發展始終緊扣時局脈動。」洪儀真認為，身為研究者，無論進行文化分析或藝術分析，都必須調度方法論，保持開放態度。她引用羅蘭‧巴特的「可寫性文本」（writerly text），說明讀者在閱讀時可以主動賦予文本意義，不再被動揭開及尋找作者的答案，而是成為共同創造的參與者。
而在自由解讀的過程中，洪儀真暗示人們的思考有著一定路徑，「美國文化社會學者Wendy Griswold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她認為所有的意義都是由讀者在接觸和閱讀過程中編織出來的。她稱我們所觀看的對象為『文化對象』（cultural object，或稱為「文化客體」），確實『文化對象』會提供一些意義線索，除非它真的是無厘頭到極點，否則無論如何，它總會有一些可解讀的意義。就像達達主義的荒謬，它的立足點就是在於混亂與不合邏輯的表達。因此人們會根據自己的社會脈絡與文化知識來解讀他們所遭遇的對象，並在這些交織的過程中，形成對這些文化對象的個人意涵。」
解讀文化也解讀自身
洪儀真接著援引來自社會學者Wendy Griswold對作家 George Lamming的研究。Lamming於1927年出生在巴貝多，接受英式教育，並後來移居倫敦繼續他的寫作生涯，他的著作《我膚之城》（The Castle of Marsden）聚焦於戰後來到英國的加勒比海移民，這些非裔的加勒比海人為補充勞力短缺而被迫工作，並且揭示了西歐強國的勞力剝削。
這本書在大西洋兩岸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Griswold針對來自三個不同地區的讀者進行了書評分析，結果顯示，儘管這些地區的讀者對書評的反應有所不同，但各有側重。在Lamming的原鄉——西印度群島，評論集中在國族認同與個人認同的問題，這些問題與殖民地歷史以及戰前戰後的背景有關；在英國，評論則更多集中在文學風格、修辭技巧與敘事方式上；而在美國，由於對種族問題和民權的關注，評論會集中於種族問題上。
Griswold的研究揭示了同一作品在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解讀差異。這些差異反映了每個地區的歷史背景、文化觀點及其社會問題的不同。這也顯示出，當我們解讀文化對象時，不僅是解讀本身，更是對我們自身背景的反映。因此，理解文化對象的意義不僅取決於客體本身，還與我們如何將自身經歷、脈絡和文化知識交織進解讀過程密切相關。
最後，洪儀真認為郭貝爾的作品也秉持這樣的態度——一種創作式的觀賞。她分享，曾有觀眾告訴郭貝爾：「我終於看到一齣戲，導演沒有刻意告訴我們什麼。」郭貝爾對此感到驚喜，認為他調度的文本、影像、音樂與演員流動，大多出自當下的即興，讓觀眾得以帶著自身文化背景自由解讀。
「我相信郭貝爾非常期待觀眾在這些感官互動的刺激下，激發自己對歷史片段的感想，在如此廣大的自由解讀空間中，我們得以解放。」洪儀真如此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