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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4
北藝人物：《解密郭貝爾的藝術思維：音樂、劇場與時代的對話》
以「劇場煉金術師」聞名的德國作曲家、導演及劇場創作者海恩納．郭貝爾（Heiner Goebbels），擅長將歷史、聲音與舞台語彙交織成超越時空的劇場體驗。在《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亞洲首演前夕，本場對談邀請芝加哥大學音樂哲學李元貞博士透過回顧他的成長背景、獨特的作曲技法，以及音樂如何與劇場共鳴？舞台如何反映歷史與現實？與我們一起解密郭貝爾的藝術世界。
郭貝爾曾獲多項國際大獎，包括歐洲戲劇獎（European Theatre Prize）與世界戲劇最高榮譽──國際易卜生獎（International Ibsen Prize），其閱讀一個城市的經典音樂作品《代孕城市》Surrogate Cities於2001年獲得第43屆葛萊美獎當代最佳古典作曲獎項提名等。
2012年，郭貝爾出版《缺席的美學》（Aesthetics of Absence）一書，詳述他如何打破各種不同藝術形式界限，將劇場當成是聲音、燈光、空間跟觀眾感知複雜交織的結果，其創作核心是「缺席」的概念，刻意省略角色戲劇性的行動，把演員從焦點當中抽離，讓觀眾欣賞時能有更多想像空間體驗。
二次戰後出生，喜愛政治活動
1952年出生於西德的郭貝爾，屬於戰後嬰兒潮世代，經歷了二戰之後重建過程，「我們重建了民主，經濟發展欣欣向榮，好像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有愉快的童年，尤其是在我的家庭當中，父親是一位鋼琴家，時時刻刻被音樂環繞。」高中時，郭貝爾發現，舊社會結構依然存在，學校老師擁有一些特別啟人疑竇的過去，「作為一個受教者，我開始對政治感到興趣，並投入一連串政治運動，也因此才想要研讀社會學，試圖找尋一種語言理解過去的社會架構。」
或許，他當時可以順理成章的學習音樂，但由於郭貝爾熱衷參與街頭示威活動，對於美國作曲家約翰．凱吉（John Cage）及金屬搖滾流行樂等當代音樂崛起，直到30歲左右才開始感到興趣。他非常喜歡研究音樂的各種不同呈現方式，特別喜愛即興發揮的爵士與搖滾。1996年，郭貝爾與德國最重要的現代音樂樂團──摩登樂集攜手打造《白紙黑字》Schwarz auf Weiss，舞台上，樂團自由隨性地演奏樂器，搖滾元素令觀眾驚豔；他認為，學術性的創作與表演形式，反而容易忽略了樂器背後演奏者的表現。2018年，郭貝爾再次以其獨特的劇場語彙震撼觀眾，《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and would happen同樣結集電子聲響、影像、物件、裝置、文本、演奏共構的巨型「樂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起點，用以反諷和反思歐洲在過去100年的破壞。
音樂創作
《白紙黑字》與《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兩齣作品相隔22年，郭貝爾表示，90年代與現今音樂性的差異，觀眾可以從樂器、電子樂與預錄聲響三者之間看出彼此衝突對抗與溝通的表現方式。《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的製作是許多人的心血結晶，想要表達出來的理念，並不會只有一個固定形式，觀眾可以自行決定最喜歡文本、影像或音樂。
《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邀請四位音樂家參與演出，包含電吉他、「循環式呼吸法」的薩克斯風、打擊樂、20世紀初期問世的電子鍵盤樂器馬特諾琴（Ondes Martenot），現場音樂和聲響有即興、有既定曲目如法國作曲家梅湘寫給馬特諾琴的《祈禱》Oraison，也有錄製好的音樂，「這是一種非常革命性的做法」。郭貝爾說，四位音樂家跟一般樂器的演奏方式完全不一樣，「他們『反套路』演出，我都不知道這個音樂到底是誰發出來的聲音。」
談到《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音樂創作，一開場，四位音樂家分布在舞台四個角落，像極了舒曼作品，有高低層次。「舒曼是我最喜歡的音樂家，在家時每天都會演奏舒曼的音樂。不過，舒曼的創作是按照階級、邏輯跟順序進行，首先會有一首詩，有了詩之後構思配樂，然後才開始創作相關的旋律。」
郭貝爾強調，這並不是他的創作方式，「我的創作並沒有高低階級的秩序。觀眾看我的創作時，可能覺得特別搶眼的是影像，或者是文字，或者是聲音，但其實演出本身就能反映出來。」他先有文本，之後製作音樂，接著才有影像，「我想呈現各種不同表現媒介之間開放式的關係，而有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缺席』──階級性秩序的缺席。我的創作中，這個初衷背後最大的動力就是來自於我們在生活中被各種不同秩序掌控，都會有人告訴我們要做什麼，或者是我們告訴他人要做什麼，怎麼樣思考；或者說，在我們生活裡，時時刻刻被各種意義包圍，這個意義包括去電影院看一部電影，電影要有意義，讀一本書，書要有意義，牆上寫的字，字有意義，看一個廣告，廣告也有意義；我們必須擺脫這樣子的結構，從這個結構當中解放出來，用自己的方式理解這個世界，理解實際上在政治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解讀權還交給觀者
在《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演出中，舞台中間有不斷連播的新聞畫面，郭貝爾說明，呈現出來的是當天發生的新聞時事，可能是來自於沒有加註任何評論和說明、某一個新聞頻道報導，你只會看到這個新聞事件可能拍攝的地點，也就是說，每一個人在看到這樣子的影像跟新聞，他們要就自己所見所聞賦予其意義。「講到這個，我不是很確定是不是約翰．凱吉所說的，如果你想要收到信件，就去郵局好了。也就是說，我自己的製作不會傳遞訊息，而是希望能夠邀請大家進劇場體驗。如果真的想要一個主旨或訊息，去讀一本書就好啦，或者找個老師。劇場應該是更加廣博，更富生命力，更加自由，可以在這個地方發展出自己的體驗。或許這就是這個製作的魅力，彷彿置身在夢境裡，不過，這個夢境也有可能是噩夢。」
郭貝爾說，我們常常覺得在劇場裡講述一個故事，就是一般大眾的認知。但是，我覺得故事本身像是地心引力的重力存在，不論它是不是非常複雜，導演、演員甚至是觀眾，要跟著故事的軸線走。你要自己去想，這個當中事件的發生，這是第一件事嗎？第二件事嗎？需要把它排出一個順序，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事情。2010年來台北演出的《史迪夫特的事物》，當中隱含非常多不同的故事。在我的製作中，並沒有使用時間軸敘事，而是希望觀眾抱持非常放鬆的態度，「你不用想：哎，我聽到了這個是不是全部都有聽懂，每一個文字是不是都懂，不用管它。」
創作靈感來源
提到創作靈感，喜愛閱讀文學作品的郭貝爾認為三位個人改變了他的人生。一位是德國劇作家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我相當榮幸跟他合作，直到90年代過世為止。」另外一位是美國女性作家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她在寫作時充滿音樂性，尤其是『重複書寫』部分，我覺得解放了我們的心靈。」第三位是則是捷克作家派屈克．奧雷尼克（Patrik Ouředník），「他翻譯了非常多實驗型文學作品，我從他的創作中發現他在處理的主題、結構上面是有音樂性、節奏感，你不用把自己綁在每一個字當中，而是可以找到一個自由，能夠沉浸在某一個情緒裡。」《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的文本靈感和素材便是來自於奧雷尼克的小說《20世紀極簡歐洲史：這一百年為何如此重要？因為歷史在這裡加速，勾勒出現代的民主、信仰、醫療、流行與性自主》，作者在每個章節都以世界大戰作為開場，以非線性時間軸串聯荒謬的政治歷史事件，這種敘述方式與郭貝爾對歷史的觀點不謀而合。「這是我作品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你聽到的跟看到的彼此之間可能是斷裂的，並不相關，這樣可以讓我們的想像力在劇場進行發揮。」
郭貝爾並不想要做一個自我表達的作品，因此，他需要接觸許多人事物，例如音樂家、表演者、影像設計師、聲音設計師、燈光設計師一起合作，有了邂逅之後，才能夠開始有所反應，獲得靈感。「《每件發生了，還要發生的事》創作過程中，最讓人享受的一點就是看到這些表演者跟來自不同地方的舞者如何合作。我自己並不是編舞家，不會告訴他們該怎麼律動，但是，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其實知道舞者跟時間、空間、聲響彼此之間都有非常良好的關係，讓他們能夠有一些碰撞。所以，我給他們不同的任務，與物件之間連動形塑一套編舞模式。」郭貝爾說，這個製作一樣是沒有核心主旨，但是，透過舞者跟物件、音樂、影像彼此協調，本身便能傳遞訊息，這樣的合作方式呈現是非常「烏托邦」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