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線上對談：麥拉蒂．蘇若道默《斷片》

2025年的臺北藝術節《超限動》預定於九月展開，其中一件作品為《斷片》（LAPSE），將於9月20日、21日演出，主要探討的是集體概念下的當代社會混亂（Chaos）狀態。表演主創為印尼視覺及行為藝術家麥拉蒂．蘇若道默（Melati Suryodarmo），她以長時間的身體表演聞名，享譽國際。《斷片》由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澳洲墨爾本亞太表演藝術三年展（Asia TOPA）及臺灣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共同委託創作，且是麥拉蒂第一個退居幕後的編舞作品，故舉辦此次對談，期望能讓觀眾對這場演出的構思及概念有更深入的理解。本場對談主持人為自由劇評人、譯者、作家白斐嵐。

首先，麥拉蒂回顧了自己小時候接受的傳統舞蹈訓練。她出生在舞蹈家庭中，對社會身體及舞踏的動作感興趣，並且也接受了多年的編舞訓練，師從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她把身體做為概念性工具，用以表達藝術觀念。她在美術館及藝廊進行了多年的獨舞表演，如以身體進行長達五小時、甚至一個禮拜的演出。

2010年，搬家回到故鄉印尼的梭羅市之後，麥拉蒂深感當地藝術資源的匱乏，所以她把自己的工作室開放給年輕的編舞家使用。2011年至今十年多，她一直在探索身體的可能性，嘗試在表演藝術脈絡中使用舞踏技巧，並與舞者進行實驗。她在編舞時會盡量減少自己的存在感，因為她認為舞者也是是人類、不是工具，需要強調雙方的共作。她以舞者的身體原創呈現自己的想法；而舞者也會開發出自己的詮釋以及對空間的感知。

《斷片》最早於2019年開始發展，原訂要在日本和臺灣演出，但當時因疫情取消了。2023年，《斷片》陸續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和墨爾本亞太表演藝術三年展演出。此次《斷片》來到臺灣演出，已是第三站。麥拉蒂說明道，每個場館的劇場及戶外空間都有所差異，導致每次都需要對舞者和聲音藝術家進行調整，像是他們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時便採取了較接近觀眾的設計，不過這些更動不會影響到編舞的核心意圖。麥拉蒂認為她和舞者處在不斷調平的狀態中，合作的舞者都像是她內在靈魂的表現，所以排練時也投入了很多心思。

麥拉蒂說她喜歡和來自非藝術領域的觀眾交流，並對輿論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在過去兩站的演出中，她盡所能地拿出最佳表現，卻也不對觀眾預設過多的期待。因為觀眾也是演出的一部分，每場演出的成效，皆取決於不同觀眾所創造出的氛圍。身處於同一個劇場空間時，觀眾來自社會、身為「人」的能量也會使表演更完整，更對應到《斷片》發想源頭就來自於對真實世界的觀察。她樂於擁抱殊異的詮釋，過去兩地的演出後，觀眾的評語令她感到驚訝與驚喜，並能以迥異的視角切入自己的作品。對於此次在臺灣的演出，她也期望能得到更多回饋。

作品英文名稱 “LAPSE” 一詞本身包含短暫的失敗、錯誤、一段時間等多重意義，談到名稱隱含的概念時，麥拉蒂提到，為了講述社會中的混亂現象，她觀察了印尼社會的諸多狀況，場所包含了街頭、市場等充斥社會大眾的開放空間。她認為混亂是缺乏組織的，也因此充滿了能量，所以作品名的「斷片」是創造混亂的潛力。

很多混亂情況其實並不如人們想像的可怕。儘管印尼的交通看似紊亂、沒有人遵守交通規則，但只要足夠小心，就能與其他用路人取得和諧。麥拉蒂舉例道，當遇到一個不戴安全帽的婦女，騎摩托車抱著小孩，在雜亂的交通中穿行，其他人會自動慢下速度禮讓。這是印尼社會的保護與照顧方式。除交通外，她也觀察當地市場中殺價、交易與彼此認識的情況，這些都顯示出人們溝通與生存的策略，更關乎人們如何建立關係、或不建立關係。

通過這些觀察，麥拉蒂進一步說明道，印尼的傳統文化中沒有民主制度。民主是來自西方、由亞里斯多德等人提出的概念；印尼到了二戰後才宣稱自己是民主制。可實際上，印尼一直是以王國制來運作，使得當代表面的民主之下，階級、傳統君主制的痕跡仍存在於印尼社會中。可說印尼社會正遵循著不同於自身文化的理想主義。

麥拉蒂提到，她從日本文化中獲益良多，日本的世界觀、生活觀等，都成了知識啟發。但她批評道，到了現代，這些知識都漸漸被遺忘了，不只因為殖民的歷史，數位溝通造成的混亂也是原因之一。數位世界中，人們常錯以為彼此熟識、距離已被消弭，因資訊科技和社群媒體每秒都在發生變化，使我們能實時看到世界另一個角落正發生的事，像虛擬實境或演算法等。不少人已被說服，並認同這就是真實。

人類總認為自己很聰明，可追根究底，人類的力量究竟為何？通過《斷片》這件作品，麥拉蒂檢視了歷史上多種層次的混亂，從人們最親近的環境開始觀察，試著深入瞭解人類的本質與自然、祖先、過往知識、更高層的祖靈建立關係的方式，這更與印尼文化中的傳統習俗與象徵符號相關。

麥拉蒂認為，人類在大自然中如何移動、如何生活的漫長歷史，是最為珍貴的。自然環境有自己的循環與時間，所以人類不該把自己定位成主宰者，而該學著與自然建立連結，其中也包括地震、海嘯等天災或自然現象，因為天災隨時都可能發生，且死亡的價值與生存的慾望總是互相衝突。

再者，《斷片》與來自印尼、臺灣及新加坡的藝術家進行跨國合作。新加坡的聲響藝術家袁志偉負責此次演出的現場聲音設計，打造出風暴般的自然聲響。麥拉蒂說她喜歡與現場音樂合作，關注演出中的人類「失敗」或「現場性」。袁志偉身為她多年的好友，掌握了她對身體性的看法：聲音與意識是同等重要的。聲音不只是個旋律或陪襯，而必須要能和舞者形成對話關係，就算無法完全配合也沒關係。麥拉蒂舉印尼傳統舞蹈為例，這些舞蹈中，舞者與鼓手會發生對話，舞者身體的律動與鼓手的鼓聲相映襯下，使聲音蘊含了內在性、表演性，更觸動著觀眾的感官。每個人的聽覺能力都有差異，因此每位觀眾都會得到相異的聽覺經驗，這也關乎到觀眾如何去感受。麥拉蒂認為《斷片》不只具娛樂性，更需注重觀賞時的感官體驗。

至於《斷片》中的四名舞者，分別來自印尼和臺灣。擔任白色毛怪角色的拉贊・維若桑佐佐約（Razan Wirjosandjojo），與麥拉蒂自2018年便有過合作，他的背景是嘻哈與現代舞，在梭羅學習傳統舞蹈；另一位印尼表演藝術家梅克拉婷魯姆・哈普莎莉（Mekratingrum Hapsari）同樣是嘻哈背景、學習過傳統舞蹈，並在麥拉蒂的工作室學習了多樣的演出方法，本次演出中出演人類女性角色；飾演錫人的伊・科芒・特里・雷・德萬塔拉（I Komang Tri Ray Dewantara）亦為傳統舞蹈出身，以峇里島的舞蹈為根，探討傳統舞蹈在現代的發展；擔任人類男性角色的是臺灣舞者賴有豐，麥拉蒂稱讚他在詮釋舞蹈中發展出自己的方式探索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並透過身體傳達一種新的移動語彙。麥拉蒂提到透過自身的藝術實踐，與舞者們結合不同動作，不斷練習開發身體，並在內在下工夫。

討論身體與環境的超越性關係時，能發掘到身體是屬於大循環的一部分。這點對舞者來說相當重要，因四位舞者的生活方式、世界觀、生死觀、宇宙觀及信仰皆有著很大的落差，針對人類的身體與更高的存在間的關係，四人都有不同的看法。麥拉蒂說她尊重每名舞者個別的價值觀以及詮釋方式。

《斷片》中，挪用了人面鳥身、半人半鳥的迦樓羅（Garuda）作為連結人間與神靈的中介。迦樓羅的母親過去被迫為奴，出於對母親的愛，他排除萬難去拯救母親，流傳到後世，這個神話人物就象徵了孩子對母親的愛；象頭神（Ganesha）則是智慧之神與保護者，使人們不受天災所害。麥拉蒂在與舞者共同探討這些神話時，發現儘管這是源於數世紀前的身體理解，但在千禧年後世代的聯想下，會連結到化身的概念，因印尼文化中從八世紀就存在的神話和《阿凡達》中的替身有許多共通點。可見從祖先時代到當代，人們都不斷探索人與山、與自然的關係。

迦樓羅的化身不單靠衣著來表現。例如梅克拉婷魯姆和賴有豐扮演的角色，他們近似於半人半神的存在，象徵一種保護。這些被擬人化的神明同時也具有動物的特性，代表了高等的智慧存在，更作為印尼祖先詮釋智慧、哲學、知識的具象化方式。麥拉蒂認為，回溯傳統神話便是在與知識、語言、文化傳承產生連結，印尼在被殖民後，遭殖民者灌輸了「印尼文化中的知識較落後、比不上西方」的觀念，使得往後的世代常與傳統文化發生脫節。可麥拉蒂指出，印尼的傳統其實是更貼近自然與人性的，其背後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過去十年內，她也不斷試圖了解自己從祖先那邊繼承來的事物。

將《斷片》與麥拉蒂過去從事的長時間行為表演進行對照，會發現後者的重點在於耐力、精神與心智的專注。麥拉蒂認為多數人每天重複做同樣的事，卻時常忘記要尊重自己的時間，並忽略了我們之所以會忍耐著工作，是為了產生事物來維持我們的步調。

《斷片》的舞者在90分鐘的表演時間中都不能下場休息，麥拉蒂認為這是很艱鉅的挑戰，關乎舞者如何在演出中分配能量。她稱讚道，這四位舞者的心智都相當堅強，並堅信自己參與的不只是一場演出，也非譁眾取寵，如同她之前從事的行為藝術，是更有象徵性地、以重複的方式來傳達時間概念，探討人們如何在生命存活。每名舞者都會以自身內在的關鍵字來度過演出的90分鐘。對麥拉蒂來說，重要的是舞者在演出時能夠維持自己的舞蹈想像。
 

《斷片》的演出開場，是由舞者拉贊扮演白色毛怪，從場館外引領觀眾走入演出場。毛怪的帶領使觀眾有機會感受到由外在至內在世界的過度，從外在的喧擾中，慢慢走進內在的專注，再進入劇場。而不是匆忙地從捷運趕到劇場內、坐下等待表演開始。

麥拉蒂認為，拉贊穿著白色表演服站在戶外，帶出的問題是：什麼是被看見？什麼是沒被看見？白色毛怪也許代表了臺灣文化中的鬼神或廟宇中的神明，麥拉蒂覺得這種神明擬人化的概念相當有趣。毛怪是個介於「之間」（in-between）的存在，觀眾可能會錯過之，或不願面對之。毛怪象徵處在靈性世界與現實世界中的介質，就像人們講話時，常會有所保留或帶有言外之意，這些並未明確表現出的事物就僅僅是存在。
 

談到經驗時，印尼語中有「rasa」這個詞，其意義為感覺、情感或體驗，通常與深層情感的建立有關。麥拉蒂解釋道，「rasa」代表的不只是感覺，也包含對自身能力及感官認知的體驗，即人們的感官、思考能力、理性能力和對情況的理解，共同集結成分歧的感知。

不過，儘管麥拉蒂強調了「rasa」的重要性，但若人們無法理解《斷片》，她也不會介意，因為她尊重每個人感知的世界方式——這就是「rasa」，觀眾可能會感受到某種東西，但無法描述。也許不是每位觀眾都能在當下就能理解《斷片》這件作品，可能要過一段時間之後，觀眾才會漸漸融入作品中。麥拉蒂認為，「rasa」是個慷慨的概念，畢竟先打開人們感知的門扉，才能驅動人們思考更多事情。

「看完劇場後必須理解作品的意義」是消費主義式的思維，總強迫人們要給出藝術理解。麥拉蒂質問道，為何我們一定要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呢？作為創作者，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會時時刻刻理解自己的行動，那為何要逼迫人們理解藝術呢？這對表演者、編舞家、音樂家、藝術家來說也會形成很大的壓力，因為每個觀者不可能有如出一徹的解釋。

此時，「rasa」一詞給出了更廣泛的可能性，使人們在看到事物、看到藝術作品的同時，不會受限於「理解全部」的壓力。麥拉蒂舉例道，她也沒有完全領會畢卡索的創作，但在畢卡索死亡後一個世紀，人們開始將那些畫作解讀成帶有政治意圖的行為。麥拉蒂總結道，有時就是需要時間來體會一個作品，而「rasa」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慢下步調感受。

✪線上對談精彩重播✪

▶中文｜https://tpacplayer.org/bUxhP
▶英文｜https://tpacplayer.org/ZJI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