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邊銼、跳蚤市場和尚未尋找到的答案—專訪卓家安 Ihot、田孝慈、林靖雁與他們的藝穗軌跡

2024年《時間就像是從來沒消逝過》劇照(攝影|楊詠裕)
無論劇場是你的新歡還是舊愛,你可能都曾聽過林靖雁在第一屆臺北戲劇獎「最佳獨立精神獎」的獲獎感言:「獨立製作是一條很孤獨的路,每一次真的都是在燒命⋯⋯」以及一句令人在意的「因為我只知道這麼做。」這些話不只觸動人心,也似乎說中了某種屬於劇場創作者的共感狀態—一種無法言說卻必須行動的衝動。
2025 年,他帶著新作,睽違八年回到臺北藝穗節,與卓家安 Ihot、田孝慈等創作者一同參與這場城市裡最自由的藝術節慶。他們談作品,也談創作之外的狀態——人生的轉彎、身體的記憶、焦慮與模糊、技術與情感的張力。他們都不為確定性創作,而是為了那些還沒把握好的東西。
Ihot:從劇場走向影像,一場重新整理記憶的練習
「Ihot Sinlay Cihek 卓家安《她(阿公的)那把獵刀》讀劇計畫」演出劇照(圖片來源|國藝會網站)

回到花蓮的部落,用攝影機記錄生活(攝影 | 卓家安 Ihot)

「我這次有點像二度就業。」卓家安 Ihot 笑說。從過去以劇本與演員為主要語言,到這次自己拍攝、剪接、搭台,她帶來的《Misikol 我溯誰》是一場深刻而私密的轉向。
作品源於她的外祖父過世。那不是一瞬間的打擊,而是一種被預感許久卻依然讓人沉靜的結束。「我們都準備很久了,但真的發生,還是會讓你靜下來,開始想一些事。」
《Misikol 我溯誰》於Pulima藝術獎徵選演出劇照(圖片提供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攝影 | Jc Pan)

回到花蓮的部落,用攝影機記錄生活(攝影 | 卓家安 Ihot)

她回到部落,帶著攝影機記錄生活中那些曾經被忽略的場景。祖靈祭儀的灑酒動作、小孩在院子裡跑動、親人之間的默契與沉默——這些畫面逐步構成了《Misikol 我溯誰》的基礎,不僅是再現部落生活,而是試圖從「影像中的權力」這個角度切入,去質疑:誰在看?誰說了算?
「影像看起來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用的東西了,但正因如此,它裡面的權力就更需要被看見。」她想做的,不是展示,而是邀請觀眾一起對記憶進行一次模糊的探索:「如果我們能進入別人的記憶,那我們還是我們嗎?」
Ihot帶著《Misikol我溯誰》的演員張雲欽回花蓮的練習記錄(攝影 | 卓家安 Ihot)

《Misikol 我溯誰》於Pulima藝術獎徵選演出劇照(圖片提供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攝影 | Jc Pan)

演出使用沉浸式投影、小丑肢體語彙與極簡場景交錯組成,不靠言語,也不靠故事線,「這次我是真的把我會的東西全丟掉了。」她說。
她也第一次發現,當創作者從「只要說需求就有人幫我做」的狀態走到「每一個技術都自己來」,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對話。「我真的很感謝這個節,讓我有機會從頭練一次功。」臺北藝穗節對Ihot來說是基隆的鼎邊銼,小小的卻五味俱全,並且包含著「勞動」的成分——長途拔涉到窄窄的、破舊的或許沒有冷氣的店面裡面擠著吃一碗,或許很好吃,或許很普通,但忽然總之也就是吃完了。
田孝慈:身體的「不可以」與模糊地帶的自由
田孝慈的姿態工作坊紀錄(攝影|林俞歡)

《好像不可以》是一支田孝慈久違的個人創作。她說,這支舞來自從身體裡不斷浮現的聲音——那個從小耳濡目染的警語:「這樣不可以。」
童年時,她曾在澎湖碼頭不慎落海,之後被診斷出氣喘。從那時起,她便學會不能「太開心、太激動」,因為那會讓身體過度反應。「我從小被訓練著不要太快樂。」這段記憶成為她舞作的某種底層節奏。
《好像不可以》工作坊紀錄(攝影|Baï Lee)

在排練過程中,她與團隊從最基本的動作開始:坐下、起立、數拍、健康操。「這些肢體看似普通,但當你一再做的時候,它會把一些很底層的慣性跟情緒逼出來。」她說自己是一個「先想到畫面」的編舞者,也強調聲景在這支舞裡的重要性:「聲音可以直接引起反應,我想做那種會讓觀眾忍不住也坐下的舞。」
對她而言,臺北藝穗節像是橋下的跳蚤市場,「什麼都有,也有一些你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在這,但它出現也不是不可以的東西。」她覺得自己就像莫名出現在那的一盞鹽燈,默默地在場、發光、不為誰也不為目的。
她說:「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要做藝穗節,可能正因為這樣,才會想做做看。」孝慈的話語中流露著她對「不確定」的信任,如同藝穗節提供的不是明確的舞台,而是一個讓創作者可以先說出「我還不確定」的地方。
田孝慈的姿態工作坊紀錄(攝影|林俞歡)

林靖雁:創作是一種選擇沒把握的練習
《飢餓是一道無解的謎語》這個作品,原本是一個與編劇陳建成合作的長篇劇本,但當他意識到這部作品與藝穗節的製作條件不符時,他選擇不是放棄,而是轉化——轉向一個開放式的前導演出。
「我在每一次創作裡都會刻意保留一個我沒有把握的東西。」對林靖雁而言,創作比起交出成品,更重要的是不停的自我實驗。從2017年以《容我羞恥於美好與芬芳》首次參與藝穗節開始,他一直都將這個平台視為實驗基地。
2015年,林靖雁與心酸酸工作室合作的獨角戲《雜生少年》,改編自大江健三郎小說《政治少年之死》(攝影|唐健哲)

這次在遊心劇場演出,是他少數面對百人觀眾席的大場演出,但他拒絕使用完整製作週,「我想看看如果我只用我擁有的條件,可以產出什麼結果。」
他曾組成一支素人與劇校背景混搭的演員陣容,來實驗排練要花多久時間、用何種方式;他曾讓性別與酷兒議題的場域特定作品,在跨性別演員身上發酵。他習慣選擇困難的路,對他而言,在限制下所生出的結果,才讓他感到自豪。
他說:「我總是在惹事。只有沒做過的、沒把握的,才讓我知道自己還在創作。」
「2017年的我,沒有包袱、什麼都敢試。現在的藝穗節,變成什麼樣了呢?我也還在觀察。」林靖雁坦言,他還在思索什麼是現在藝穗節的「核心價值」。他認為,當一個節慶開始變得有SOP、太安全、不再讓人出乎意料,那它所承載的「藝穗精神」可能就正在慢慢消失。
「我回來參與藝穗節,某種程度上就是想找這個答案。」
2017臺北藝穗節《容我羞恥於美好與芬芳》獲當年「明日之星獎」(攝影|林蔚圻)

還沒準備好,才剛剛好
三位創作者在不同的領域、語彙與處境中,透過這屆臺北藝穗節各自交出一份未完成的、但極其誠實的創作狀態。他們不以此為跳板,也不企圖證明什麼,而是選擇將那些「還沒準備好」的部分,搬上舞台。
「先寫100字的大綱吧。」Ihot 說。
「不要去想。」田孝慈說。
「我總會留一個沒把握的地方。」林靖雁說。
這三句話,或許就是創作的起點。而藝穗節,仍然是那個可以讓創作者說:「我現在只知道這麼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