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館時間
::: 
文：陳萱
2025/12/14
2025 亞洲表演藝術論壇：音樂劇創作現場
《搖滾芭比》在亞洲三地的變形與再生：韓國、香港、台灣的跨文化詮釋
文：陳萱
攝影：蔡昀修
在這場以《搖滾芭比》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為核心的跨文化論壇中，三位來自韓國、香港與台灣的導演——孫智恩（Ji-Eun Son）、林俊浩、陳侑汝，以及與主持人王希文，共同回望這部充滿性別、身份與搖滾能量的作品如何在不同城市、不同語境裡不斷變形。
論壇以王希文的點題開始。他從權力結構與世界局勢談起：搖滾樂原本就是一種對體制的反抗，而《搖滾芭比》之所以能在不同文化裡被重譯，是因為帶有抵抗中心化、顛覆主流、挑戰身份框架的能量。而這股力量在亞洲尤其敏感—因為這裡的性別政治、城市文化和社會結構都在快速變動，《搖滾芭比》於是成為一個極佳的鏡子，讓每個地方在重述 Hedwig 註1 的同時，也在重述自身。
韓國: 從搖滾場景出發的本地化再創造
韓國導演孫智恩首先分享她如何讓《搖滾芭比》在韓國「活起來」。她強調韓國版成功的原因不只是搬演，而是「融入」。韓國的《搖滾芭比》源自搖滾酒吧文化，帶著自由、奔放、粗糙卻極度誠實的能量。
她回憶 2014 年版本曾經失敗，那次製作過度依賴 「原作感」，反而消去了本地語言的活力。但在後來的製作裡，她選擇從韓國搖滾場景出發，不是把《搖滾芭比》勉強塞進韓國，而是把韓國的文化從地底挖出來，放進 《搖滾芭比》 裡。
她分享了舞台佈景設置廢汽車、凌亂的工業物件與強烈照明，透過即時影像與 LED 視覺設計，讓觀眾感受到介於演唱會與劇場之間的混合體驗。她說：「韓國觀眾習慣用鏡頭進入明星的臉，而 Hedwig 的痛苦、喜悅、羞辱、逞強，都在臉上。」妝髮也因此更加鮮烈，從淺紫髮色、鮮豔眼影，到羽毛、亮片、粉紅繩索，角色的身份被「顏色」直接說出來。觀眾會跟著顏色呼吸。對孫智恩而言，《搖滾芭比》不只是文本，而是讓演員與劇本相互撞擊後長出的新角色；因此每位演員的表演變得極度個人化，也極度韓國化。
香港: 以城市為場域的觀看系統再建構
香港導演林俊浩則從另一條路徑切入—他不是先看文本，而是先看城市。
他說，《搖滾芭比》許多場景原型來自美式搖滾酒吧，而香港最接近這種能量的地方究竟在哪裡？為了找到對應的城市語境，他參考了許多帶有夜店質地的場域，參考歐美工業風夜店的空間模板。最終他發現答案並不在劇院，而是在夜店、工廠大樓裡的空間，甚至是蘭桂坊那種高度混雜的夜生活場景。
於是林俊浩不只是在舞台上重建場域，而是把整個觀看體驗「延長」。觀眾在正式演出前三個月，就可以參加「Hedwig Bar Tour」——穿梭城市的不同酒吧，參與變裝皇后(Drag queen )的午夜遊行，在派對裡試戴假髮、喝調酒、唱著華麗搖滾（glam rock），進入 Hedwig 的世界。
他說，這些前置體驗會被觀眾帶進劇場；在燈亮的一刻，他們不是「第一次」遇見 Hedwig，而是「再次遇見」。於是，《搖滾芭比》不再是戲劇，而更像音樂節。
音樂性在香港版本中同樣重要：以 70 年代華麗搖滾為核心，讓音樂本身成為敘事主線。影像語言也扮演關鍵角色，即時投影與視覺化音樂的設計，把 Hedwig 的心理狀態直接放大，使觀眾在放縱與脆弱間震盪。林俊浩形容：「香港的 Hedwig，是一個在東西夾縫間尋找身份的人。」保留部分英文歌詞因此不是他者化，而是一種城市語言、一種身份。
台灣：以文化記憶與在地經驗重新定位 Hedwig 的成長背景
台灣導演陳侑汝則從情感與文化記憶切入。她談「跨越那一吋的難題」—那一吋，是性別的距離，也是文化的距離。她用「柏林圍牆的碎片」作為舞台象徵，暗示破碎的國界，也暗示台灣在全球化與本土記憶之間的撕裂。她提到台灣 90 年代透過第四台流入大量美國文化：MTV、情境劇、搖滾樂、麥當勞、糖果、小熊軟糖——這些構成一種「跨海而來的做夢能力」。於是台灣版的 Hedwig 不只是東德角色，而是許多台灣人熟悉的「遠方夢想」投射。
她甚至將麥當勞作為帝國符號，把資本主義與酷兒認同（Queer Identity）放進同一軸線，探問：在台灣，什麼時候我們是邊緣？什麼時候我們在模仿主流？舞台設計中的化妝間、小房間，象徵台灣對世界的凝視—既渴望，又警惕。台灣版也強調現場性與「沒有第四面牆」的精神，讓 Hedwig 直接帶觀眾去感受 Tommy 註2 的恨意。
現場的互動性也很高，有「發錢」的互動，使現場成為 Hedwig 身體的延伸，變成每場音樂劇的除了紀念以外，亦可建立自己想像的幣值。陳侑汝說：「《搖滾芭比》不是性別的故事，而是如何在破碎裡尋找自我。」而台灣觀眾對此有深刻共鳴—因為台灣熟悉「跨文化」的生活，也熟悉那種「在世界邊緣尋找自我」的狀態。
當三地放在一起比較
若說《搖滾芭比》本身就是一個在高度政治與文化拉力中被迫重生的角色，那麼它在亞洲三地的改編，更像是另一場更綿密、更複雜的身份重建：從韓國搖滾酒吧的本地再製，到香港工業風夜店的城市精神，再到台灣用「柏林圍牆碎片」去撞擊自身的文化記憶。《搖滾芭比》不只是一部音樂劇，而是一個觀眾可以投射、抵抗、嬉戲、再認同的前線。
而 Hedwig 所具有的跨性別、跨領域、跨語言、跨文化，正好成為理解這個時代的原點。主持人最後以《搖滾芭比》的一首歌 Midnight Radio 作為提問：「為什麼這首歌能跨語言打動人？」三位導演給出相同的方向：因為搖滾不是語言，而是姿態，而姿態，就是身份的一部分。這場論壇呈現的不是三個版本的差異，而是三個城市如何用《搖滾芭比》去反照自己。Hedwig 原本是一個被切割的人，但在亞洲卻成為能把破碎拼湊成共同情感的角色。也許這正是《搖滾芭比》在亞洲得以重生的原因：每一次重演，都在把碎片拼好一次。
註1 : 《搖滾芭比》主角
註2: 重要角色，Tommy 是 Hedwig 的另一面— 既是愛人，也是使 Hedwig 破碎、成長的關鍵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