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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作為 Gaya 的化身:自《遊林驚夢:巧遇 Hagay》反思未來主義

後現代

2026北藝嚴選:鄭淑麗 X 東冬・侯溫《遊林驚夢:巧遇Hagay》
05.22 ㊄-05.24 ㊐ ​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球劇場
祖靈與演算法並存的場域 ➺https://tpacplayer.org/SDrGZ

 

文 / 朱峯誼

在人類歷史中,新科技的出現始終與神秘主義之間維持著一種曖昧不明的關係。這種曖昧性甚至以高度二極化的想像形式浮現:攝影術甫一誕生,有人讚嘆其為能「留住靈魂」的永生技藝,也有人恐懼它將「剝奪人的靈魂」;電影的問世,讓人們自詡為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征服了時間,卻也同時陷入現實是否將被幻覺取代的焦慮中;而當 AI 人工智慧登上歷史舞台,有人將其視為能解決一切人類問題的新神明,也有人憂懼 AI 將發展出自主意識,進而奴役,甚至消滅人類文明。

不論是上述的「技術崇拜」(Technolatry)與「技術恐懼」(Technophobia),抑或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技術存在論,以及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所提出的「技術集權主義」(Technopoly,將技術視為當代威權統治的運作基礎),這些概念與理論所共同指向的,均是一種現代性的「技術中心本體論」(techno-centric ontology)。在此典範中,技術被視為世界的核心與主導實體;它不僅是人類所使用的工具,更是規定現實樣態與存在意義的本體。這樣的視角往往賦予技術相對更高的主體性,將其本體化為一種超越於人的主體,從而遮蔽了技術作為人類文化、歷史與社會關係之延伸的事實。

而這正是「原住民未來主義」(Indigenous Futurism)試圖扭轉的關鍵面向。當多數現代性的「未來主義」論述仍以「技術進步」與「新科技」作為想像未來的核心軸線,「原住民未來主義」對此提出根本性的質疑,認為未來並非由技術驅動、並非線性前進的時間軌跡,而是一個必須重新協商人類、自然、信仰與傳統關係的場域。在此脈絡中,科技不再是主導世界的本體,而僅是一種可被取用與重新語境化的工具。透過將科技去中心化,原住民未來主義試圖奪回被殖民與現代性敘事所剝奪的未來詮釋權,使未來得以同時容納記憶、土地關係與傳統知識,讓傳統與未來在實踐中共同生成。

 

由藝術家鄭淑麗與東冬侯溫共同製作的《遊林驚夢:巧遇 Hagay》,正可被視為「原住民未來主義」在當代表演藝術場域中的一種具體展現。此作於 2022 年在花蓮銅門部落首演,同年以 STWST48×8 版本於林茲電子藝術節呈現,並參加國立臺灣美術館「臺灣美術雙年展」。2023 年進一步發展為劇場版本,並於 2024 年展開於瑞士與丹麥的文化交流演出,2025 年受邀於泰德現代藝術館 Dance Reflections Festival 呈現。歷經五年醞釀、多國巡演,《遊林驚夢:巧遇 Hagay》終將於 2026 年 5 月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正式登場。

在《遊林驚夢:巧遇 Hagay》中,科技並非設定為未來世界發展的方向與準則,也不是指向文明進步的象徵性裝置。鄭淑麗與東冬侯溫形容,科技在此更接近一種「現代巫具」──它捨棄主流科技敘事中對效率、控制與資本發展的迷戀,轉而承載、轉譯並召喚來自原住民世界觀的宇宙秩序與時間感。在這樣的配置中,科技不再是凌駕於人與自然之上的主體,而是被重新嵌入於傳統之中,成為當代 Gaya 神話得以被敘述的化身與媒介——Gaya,是太魯閣族自古以來所信仰的宇宙運作與關係倫理。

因此,舞台上的 LED 光束化為牽繫族人的紅線;雷射不再象徵冷冽的機械技術,而是形構出象徵 Gaya的巨大圖騰;燈光剪影所顯現的蝴蝶,成為 Gaya 派遣而來、引領族人行走的指路者;而投影所鋪展的,則是山林、河流、草木與石頭的泛靈存在。透過這樣的轉化,科技不是被崇敬為自主運作的本體,而被理解為 Gaya 的顯現形式之一。它所做的,並非宣告人類對未來的掌控,而是讓 Gaya 的道路、倫理與未來得以在當代表演場域中具象浮現,顯現其無所不在、卻始終與人共行的美麗。

作為一部以表演藝術為載體的作品,《遊林驚夢:巧遇 Hagay》並未試圖提供一個關於科技或未來的答案,而是重新調整了我們提問的方式。透過將科技從主流現代性所賦予的中心位置中移出,並重新安置於 Gaya 所構成的宇宙秩序之內;作品鬆動了「未來必然由技術主導」的想像前提,也使未來不再只是線性進步的結果,而是一條需要被反覆回饋、辨認、反思、再確定與行走的道路。在這樣的劇場語境中,科技不再是凌駕於人與自然之上的力量,而是得以承載記憶、關係與倫理的媒介。《遊林驚夢》因此不僅是一則關於原住民未來主義的藝術實踐,也是一種對當代科技想像的反身提問:當未來不再被交付給技術本身,我們是否才能重新學會,如何在世界之中,與土地、與自然、與傳統,以及與尚未到來的時間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