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筆記】科幻酷兒電影四部曲:慾望、科技與反叛—鄭淑麗的影像世界|講座側記
藝術家鄭淑麗以其電影、裝置、網路藝術作品為人所知,五月將於北藝中心演出的《遊林驚夢:巧遇Hagay》則是她首次擔綱劇場導演。本月北藝嚴選特映放映了她的四部劇情長片——《Fresh Kill》(1994)、《I.K.U.》(2000)、《UKI》(2023)與《Fluidø》(2017)。作為本次座談主持人,影像研究學者孫松榮以這四部片為討論核心,向鄭淑麗提問。
回顧這四部作品,片中反覆出現各式社會邊緣人物的形體,及其性別政治、情慾、病毒和駭客行動,以及一貫的主題——與權力機構的抗爭。作為獨立影片製作者,每部片的籌資及製作都不容易,而除了電影,她也創作裝置及網路藝術。對此她笑道:到底哪個是正業,哪個是副業?也不曉得是哪方面不太務正業?儘管如此,談及為何堅持拍片,她的回答確切:每部片都是某個時代的見證。
文字|朱曼寧;攝影|張之馨
第三世界想像:《Fresh Kill》的地理與政治意義
《Fresh Kill》是她對紐約90年代的總結,聚焦於第一世界國家將廢棄物傾倒至發展中國家、彼時盛行的街頭運動、環境歧視及種族歧視。被問及為何選擇蘭嶼及其不可取代性,她回答這部片緣起於一則新聞:一艘載著工業廢物的船沿著非洲大陸航行,尋找可以傾倒廢棄物的地方。住在紐約的她知道,曼哈頓的垃圾同樣運往較為邊陲的史泰登島,那裡就有一個名為Fresh Kills 的垃圾掩埋場。在思索這樣的並置(parallel)關係時,又看到1982年臺灣在蘭嶼設立核廢料貯存場的相關資料,便把這幾起單方面的廢料傾倒事件並置連結起來。
從酷兒情慾到科幻色情:《I.K.U.》的類型顛覆
"This is sex. This is not love"
與日本電影製作人淺井隆的相識來自他對《Fresh Kill》的發行。為了挑戰日本的審查制度以及黑道把持的成人影片產業,淺井隆邀請她拍一部色情片,而她之所以答應,是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挑戰。但拍攝過程艱辛,尤其演員難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有藝術電影拍攝經驗的女演員擔任主角,她卻在拍攝前一天失蹤。後來只好改變策略,為七個性愛場景分別找七位演員,正好也符合影片的「科幻」敘事邏輯。
與日本電影製作人淺井隆的相識來自他對《Fresh Kill》的發行。為了挑戰日本的審查制度以及黑道把持的成人影片產業,淺井隆邀請她拍一部色情片,而她之所以答應,是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挑戰。但拍攝過程艱辛,尤其演員難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有藝術電影拍攝經驗的女演員擔任主角,她卻在拍攝前一天失蹤。後來只好改變策略,為七個性愛場景分別找七位演員,正好也符合影片的「科幻」敘事邏輯。
解放體液:《Fluidø》後色情與身體政治
美學上,《Fluidø》是這四部片中最為硬蕊、激進的一部,曾有女性主義者批評它過度露出性器。對鄭淑麗而言,《Fluidø》並非色情電影,而是一部高度政治性的作品,是為了回應了80年代的愛滋危機。愛滋的感染經由體液,而要處理體液,性器官必然出現。另一政治事實是,愛滋和HIV都有相應的治療藥物,但政府和藥廠的合作導致藥價高漲,迫使當時在美國的病患到墨西哥取藥,電影藥命俱樂部 (Dallas Buyers Club)即說明了這段歷史。
當孫松榮問是否介意被以「後色情」(post porn)這個詞彙說明,鄭淑麗回應,西元兩千年後,部分族群及女性主義者主張將拍攝色情的主導權收回,後色情的潮流由此而生;而因時代相符,《Fluidø》便也被歸入其中。
病毒時代的身體與運動:《UKI》的新轉向
2009年,鄭淑麗進入一個新了創作系列(cycle of work):「病毒愛、生物駭」(viral love biohack)。她本就有拍攝《I.K.U.》續作的想法,將片名倒過來成為《UKI》, UKI declares This is love. This is not sex.。恰巧同年她在巴賽隆納駐村,《I.K.U.》在當地很受歡迎,盜版甚至四處流傳,駐村地剛好也有許多後色情表演者,便決定與他們一起發展《UKI》。此後她持續尋找募資與製作的機會,直到2020年獲得古根漢獎金,COVID卻隨即爆發,只好暫緩拍攝,在家寫劇本。所以不是因為疫情才有《UKI》,而是《UKI》起初本身就是病毒。
理論與創作:思想如何進入影像實踐
有些藝術家會擔心與理論家走得太近會受影響,但鄭淑麗不迴避,反而在作品中與他們對話。她的早期閱讀經典包含唐娜 · 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賽柏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和傅柯的《規訓與懲罰》(影響了她的作品《布蘭登》和《3x3x6》),和較為近期的《睪固酮藥癮》;在科幻小說中,薩繆爾·R·德拉尼(Samuel R. Delany)則是她最深刻閱讀的小說家。她也提到,唐娜 · 哈洛威近年轉向倡議要和非人類(non-human)交談,這也是對她來說更加「轉基因的」(transgenic)的思考方式。她直言,為人機分界掙扎已無必要。「要做抗爭,一定要變成病毒。」向賽博格告別後,可以成為病毒,因為病毒才能複製、增生,進而滲透機構,影響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