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筆記】看不見的力量：非裔身體文化如何重塑當代舞蹈｜講座側記

非裔身體文化對當代舞蹈的影響力已抵無痕之際，許多21世紀當代舞蹈作品乃至K-pop，皆受其形塑；所謂「看不見」，實則因其影響無遠弗屆。講者舞評人吳孟軒從此語境中的「黑」定義起：一種出發於黑皮膚的經驗，卻已超越種族，成為當今到處可見，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美學特徵。

文字｜朱曼寧；攝影｜蔡耀徵

「黑」：當代舞蹈的底層文本

「黑」深刻形塑歐美現代主義藝術與文化，卻長期被隱形化及浪漫化。黑（奴）勞動力是歐洲文明發展的根基之一，在18、19世紀現代主義興起時更是如此，卻鮮少被正面提及。黑格爾在著作中曾提及黑人音樂是噪音，算不上是音樂；美國舞蹈家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批評當時風靡美國的查爾斯頓舞（Charleston）像是猩猩跳舞。某種程度上，部分現代主義美學的基礎是透過貶低黑來驗證自身。

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興盛時，年輕的前衛藝術家對非裔藝術懷有一種原始主義的浪漫化嚮往，視「黑」為「回到原始，回到慾望，回到強烈表現力的途徑」，能打破現代性的桎梏。然而，黑的浪漫化同樣是一種侷限——彷彿唯有黑皮膚的人才擁有最具生命力的表現。這種刻板印象滲透60、70年代的嬉皮文化，甚至延續至今，其所造成的傷害並不亞於黑的被隱形化。然而，「黑」並不只是單方面地被歐美文化汲取，也反向吸取現代主義與前衛藝術元素，這就是黑的克里奧（Creolized）屬性：如同融合了多重語言特性的一種語言。今日所見的「黑」藝術實踐，是雙向影響下的成果。

具代表性的舞蹈形式

從大西洋奴隸貿易時期，於長途航行中跳的環舞（Ring Shout），到模仿白人莊園主的步態舞（Cake Walk），黑人雖奉命起舞，娛人之餘，在舞蹈中也藏有隱蔽文本：既諷刺白人，也彼此連結。到了19世紀，黑臉走唱秀（Minstrel Show）由白人塗黑臉，扮成黑人；直到20世紀初，黑人音樂劇才開始自己扮演自己，將被白人挪用的滑稽拿回手中。1920年代，一戰後民族自決思潮起，哈林文藝復興應運而生，意識到「黑」作為一個民族，應建立自己的國家，又因經濟大蕭條與二戰爆發而沉寂。

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再度喚醒哈林文藝復興，在黑人藝術運動（Black Art Movement）下，「黑人舞蹈」（Black Dance）一詞被創造出來，代表編舞家為艾文・艾利（Alvin Ailey）。為人所熟知的街舞形式如Funk Style、Locking、Popping、Disco、Waacking、House、Voguing、Breaking、Krump、Flexing、Hip Hop，乃至 Urban Dance 與 K-pop，皆在非裔舞蹈的範疇中。

音樂、節奏、舞蹈身體特徵

以鼓點和低頻節奏為核心，「律動」（groove）驅動著「黑」的身體與情感。而提供律動的樂手之間，以及樂手與舞者間的「一呼一應」（call and response），共創出流動、複雜、綿延不斷的模式，交疊出豐富的層次。若粗略地將舞蹈身體二分為歐洲中心及非洲主義：歐洲中心（以芭蕾為代表）強調垂直中軸與單一核心，且採心靈位階高於身體的身心二元論；非洲主義則是低重心的多中心運動方式，身體在循環的律動中與大地及祖靈相連，並被視為靈魂的體現。

在舞蹈史學者眼中，非裔身體為許多重要舞蹈家帶來影響。以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為例，有學者認為巴蘭欽是受到當時美國流行的查爾斯頓舞和尼可拉斯兄弟（Nicholas Brothers）影響，他的芭蕾編排才出現了突出的骨盆動作。至於接觸即興中迴圈的形式，以及對於身體的平等以及多中心的身體運用，在被抽象化為一種美學特質後，也有學者認為這受到了非裔美學的影響。

當代非裔創作

在被隱形化的同時，又過度被看見，當今非裔創作者是如何意識「黑」的呢？吳孟軒以三個關鍵字說明非裔身體文化在多重暴力——被殖民、被歧視、被浪漫化等多樣暴力——下的身體韌性：過程、靈魂及倖存。「過程」，指的是身處群體中，同時走著自己的路，並在一呼一應中維持連結；「靈魂」，在黑人政治語境上並非與生俱有，而是如W‧E‧B‧杜波依斯《黑人的靈魂》中所述，需經打磨和學習才能獲得的技藝——一種能在既屬於歷史、屬於社群又忠於個人的三重關係中，創造並傳遞表達的能力；「倖存」，面對死亡如影隨形、祖先的幽靈盤踞要求被記憶，如何以創造力反抗種種壓迫，並美麗地活著？這種動態的自我再造，使非裔身體文化既隱匿又瀰漫於當代身體之中。看見它、辨認它，並將名字歸還，是身為當代觀眾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