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臺德論壇】檔案即劇場：布萊希特的紀錄性實踐

文字｜陳萱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王文儀於「2026 臺德表演藝術國際論壇」如此為論壇定下基調：布萊希特從未離開當代劇場。隨後，歌德學院 (台北) 德國文化中心（Goethe-Institut Taipei）院長余德莎（Theresa Hümmer）提到，這已是歌德學院與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第二次合作舉辦相關論壇。延續德台之間長期的文化交流，本次論壇聚焦於檔案、改編、藝術節與政治劇場等議題，並強調論壇不只是理論，而是實踐。

因此，這次並非單純回顧布萊希特的歷史位置，而是一次重新提問：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布萊希特是否仍具有介入現實、回應當代處境，甚至改變觀看方式的力量？

「我們如何認識一個人？」柏林藝術學院布萊希特檔案館館長諾亞・威廉森（Noah Willumsen）在演講中如此提問。對檔案工作者而言，人終將消失，聲音與記憶也會隨時間瓦解，真正留下來的，往往只有那些脆弱而零散的媒介痕跡。

這也使布萊希特與一般作家顯得格外不同。威廉森提到，布萊希特很早便具有強烈的檔案意識。他幾乎不丟棄任何東西，包含草稿、修改痕跡、排練過程、演出照片與筆記等等。在年輕時，他甚至已經預知到「未來的人將會花時間研究自己的一切」。作品對他而言，更接近一種持續生成的工作過程。

這種對保存的執著與布萊希特的流亡經驗密切相關。1930 年代後，在納粹掌權的陰影下，大量手稿與文件跟隨布萊希特輾轉於歐洲各地。他在長達十六年的流亡期間，經歷芬蘭、蘇聯、美國等地，檔案也隨時面臨遺失與毀壞的危險。

威廉森提到，部分資料甚至一度被布萊希特留在赫爾辛基旅館之中，而布萊希特曾擔心，若遭遇政治搜查，自己或許必須將文件直接丟進海裡。「保存」因此在文化工作層面上，更作為一種政治性的抵抗。

這也讓布萊希特對「媒介」產生極高敏感性。威廉森在講座中強調：「一切媒介，都是為了不讓事物消失」。尤其在流亡狀態下，如何保存自己的創作與思考幾乎成為攸關存亡的迫切問題。

除了自我檔案化，我們還可以看到他系統性的實踐。威廉森特別提到布萊希特對攝影與電影技術的興趣。例如 1931 年《人就是人》（Mann ist Mann）的拍攝實驗，布萊希特採取近乎間斷式的方式，一秒一秒地記錄影像。

這種切割、拼貼與中斷的方法讓德國哲學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在其中看見了布萊希特史詩劇場（Episches Theater）的核心：觀眾不應沉浸於幻覺，而應保持觀看與思考的距離。

與傳統劇場追求完整幻覺不同，布萊希特更在意劇場如何被製作。威廉森提到，對他而言，劇場並非讓觀眾暫時逃離現實的場所，而是一個觀察現實如何被建構的空間。

因此，他大量保存排練紀錄、舞台照片與演出筆記，甚至發展出著名的「Modelbuch（模型書）」。這些模型書不只是單純紀錄演出，更包含場面調度、演員動作與舞台設計等細節，讓劇場成為一種可以被學習、拆解與重新生產的方法。

這便讓人重新理解：為何布萊希特如此執著於紀錄？或許對他而言，劇場從來不是短暫即逝的現場，而是一種能夠持續傳遞、分析與再生產的知識系統。

威廉森所談論的，其實不只是布萊希特的過去，更涉及我們今日如何重新理解藝術與劇場的問題。在數位時代裡，我們或許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留下紀錄，卻也更容易被資訊洪流吞沒。

布萊希特那種近乎偏執的保存意識，在數位時代裡反而顯得異常熟悉。

當劇場不再只是演出，而成為持續被記錄、被閱讀、被重新使用的知識系統時，保存本身，也成了一種介入現實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