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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2
《孃孃狂言》:時間鬆動之後,記憶重新發芽
文/鄧九雲
只要看到任何關於一九四九年之後,那批曾被稱為「外省人」的故事,我總能在其中找到家人的身影。《孃孃狂言》裡,我在兩位老孃孃身上看見了我的母親:如今七十多歲,仍穿著 S 號旗袍、踩著低跟包鞋每天外出的女子。只是兩位老孃孃來自上海,若按輩分與年紀來說,更該對應的是我已過世的外婆與奶奶;但分別來自四川與東北的她們,在個性與姿態上,似乎又不像我媽這位在基隆出生、臺北生活的女子那般,帶著一股風華絕代感。
《孃孃狂言》形象宣傳照,攝影:陳又維
「孃孃」在江浙滬一帶方言裡,是「姑姑/姑母」的意思,也就是父親的姊妹。這個稱呼有親族輩分,晚輩跟著叫喚,也有一種老派江南家族的語感。《孃孃狂言》從失智老姑婆徐劍心(徐堰鈴飾演)的晚年出發,在晚輩的探訪與照護過程中,挖掘出塵封的時代故事。徐劍心與黃冰琴(黃宇琳飾演)年少時為逃離婚姻安排,從上海登船來台,原本以為只是短暫出走,沒想到卻再也無法返航。兩位女士一生相依相伴,在破碎、不可靠的回憶中,重現情感與時代,也對照出當代親密關係裡的疏離與矛盾,綿延勾勒出橫跨三代的女性世紀大冒險。
為什麼兩位孃孃沒有讓我立刻聯想到祖母輩?不就是因為「我」的存在嗎?因為祖母們結了婚,隨著軍人丈夫遷移到臺灣、生孩子。她們除了「村子上」隔壁的某某媽媽之外,幾乎沒有所謂的朋友,至少從我這個孫女的視角看來是如此。而徐劍心與黃冰琴相伴終身,最後照顧她們的晚輩,在寓意上也都是在關係中無論自願或因命運而落單的女性。我媽媽比外婆有更多朋友,而我似乎也比母親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於是女性時代的漸進,或許也意味著女性越來越能夠集結在一起。
這樣的集結,在劇中並不只是溫柔的陪伴。時間的裂縫讓三代女性的處境彼此照映:徐劍心與黃冰琴那一代,面對的是婚姻制度與家族安排,她們選擇出走、假結婚、跨海遷徙,為自己偷出一條活路;到了徐玉蓮這一代,她承接上一代女性的自由代價,被帶走、被留下,也被迫承受母親缺席與照顧失落的後果;到了徐咪咪的當代,女性表面上擁有職場能力與情感選擇,卻仍在控制、自主、親密與孤獨之間拉扯。三代女人看似活在不同時代,卻都在問相似的問題:女人如何不被家庭、愛與責任吞沒?又如何在失去之後,仍替自己保留一種生活的可能?
《孃孃狂言》形象宣傳照,攝影:陳又維
我第一次看周慧玲導演的作品,是二零一七年水源劇場版本的《少年金釵男孟母》。這個作品處理「性別」的方式,可說正式開啟了我對演員在詮釋性別流動、姿態美學與觀眾投射上的種種思考。時隔已久,故事細節已沉落在記憶之海,但觀賞過程歡愉滿足的體感,依然駐足在海馬迴裡,尤其對徐堰鈴與吳維緯印象深刻。對我來說,周慧玲導演舞台上的他們,總能帶來小驚小喜的大彩蛋。而這次《孃孃狂言》裡,我尤其期待近年多以編導身分現身的吳維緯回歸演員位置,詮釋徐玉蓮這個在生母缺席中長大、被兩位孃孃帶來臺灣卻未必真正被安放的女人。她與兩位孃孃之間,既有養育的依附、遺棄的怨懟,也有旁人難以命名的敬畏、拉扯與親密傷痕。
「記憶」與「時間」是這故事重要的切入角度。前陣子,我讀過一些關於海馬迴的論文討論,其中提到影響記憶的是「目的」與「情緒」。我們不可能記住所有事物,因此會優先保留那些與未來目標相關的資訊。換言之,記憶不只是用來回收過去,也用來幫助我們投射未來。更有趣的是,回憶過去和想像未來,在核磁共振的顯示下,使用的其實是同一套神經系統。而海馬體正是「記憶提取」與「未來情境」預測的關鍵區塊,因此操弄海馬迴的神經活動,也會直接改變人們的想像力與創意。
於是,時間在進入我們時已打破了前進的線性。《孃孃狂言》裡的失智,像是周慧玲導演處理時間的一種劇場結構。時間鬆動之後,亡者、年少的自己、未完成的告別,都得以同時穿梭在舞台上。對失智的徐劍心來說,已經結束的遠方不斷以感官、語言、歌聲與人臉重新闖入現在。她忘記時間,卻記得某一首歌;認不出眼前的晚輩,卻能在她身上看見玫蘭的影子,而玫蘭確實也巧妙地由同一位演員大甜飾演。這些錯置並非直面的衰退或混亂,更象徵了記憶依照情緒的重量重新排序。被保存下來的,永遠不會是事件的回放,而是曾經牽動她生命方向的欲望、遺憾與愛。她回到過去,在生命的最後一哩路,再次想像自己曾經如何活過、愛過。若記憶能重演,她想著該從哪裡開始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