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比較可怕？還是那些沉默的人？專訪《房間裡的大象》謝孟甫

文｜林圃君

2021年，謝孟甫第一次讀到魯迅的《狂人日記》。當時他人在法國里昂，因緣際會參與作曲家好友的畢業製作《房間裡的大象》，也因此接觸這部誕生於1918年的經典文本。

讀完後，他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既視感。

「旅居歐洲多年後，我發現《狂人日記》其實揭露的是人類共同的處境。它從來沒有過時，放到今天的社會依然說得通。」

在魯迅筆下，狂人看見歷史夾縫藏有「吃人」二字；一百多年後，謝孟甫則從作品中看見另一種當代處境——那些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壓力、規訓與集體意識，依然持續塑造著每個人的生活。

而他自己，也曾有過被「吃掉」的時刻。

「以前在台灣的學校或職場，看到不合理的事情，第一個想到的是說出口之後會有什麼後果，所以很多時候會選擇卻步。」他坦言，那是一種許多人都不陌生的經驗。當權威、群體或既有秩序擺在眼前，即使心中存有疑問，也往往傾向沉默。

直到前往法國求學後，他看見截然不同的文化風景，「法國人有什麼不開心就直接講。他們認為不合理的事情就應該被指出來，就算因此產生衝突也沒關係。那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文化衝擊。」

然而，這八年的旅外經驗帶給他的，並非單純的價值翻轉。相反地，他開始意識到，自由從來不是一味反抗，而是一種更成熟的選擇能力。

「現在的我更願意站在不同立場理解事情。我會聽見各種不同意見，然後再去選擇一個自己認為更合理、更能說服自己的答案。」

這樣的轉變，也深深影響了他觀看《狂人日記》的方式。

2018年起，謝孟甫先後進入法國里昂高等音樂院與德國斯圖加特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深造。八年的歐洲生活，不只是地理位置的移動，更像是一場漫長的自我和藝術重塑。

在法國，他遇見影響至深的恩師，打擊樂現代樂之父尚．喬法瓦（Jean Geoffroy），曾對他說過一句改變其藝術觀的重要話語——「成為音樂本身。」

當時的謝孟甫正處於高度鑽研技術與樂譜分析的階段，日日追求更精準的演奏、更困難的技巧。然而教授卻提醒他，音樂從來不只是技巧的展示，「有時候我們太專注於技術，反而忘記音樂最重要的是先感動自己，然後才能把故事傳遞給觀眾。」即便沒有發出聲音，一次呼吸、一個眼神、一段停頓，都可能是音樂的一部分。演奏者不只是詮釋音樂的人，而必須真正成為音樂本身。

如果說法國帶給他的是關於音樂的哲學與思想，那麼德國則教會他如何讓身體與音樂達成和解。

在斯圖加特求學期間，他開始重新學習放鬆、呼吸與身體運用。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最輕鬆的方式演奏最困難的作品。」教授瑪塔．克里瑪薩拉（Marta Klimasara）一步一步帶著他調整身體狀態，從力量使用到呼吸節奏，重新建立演奏與身體之間的關係，「現在無論是慢板作品或巴洛克作品，我都能用更放鬆、更自在的狀態去演出。

而這兩種養分，最終都匯聚到《房間裡的大象》之中。

多年後再次回望《狂人日記》，謝孟甫發現自己已不再只關注狂人。「以前看這個作品，我的注意力都放在狂人身上。但現在，我反而開始注意狂人身邊的人。」他開始思考：為什麼會有狂人？為什麼會有人被視為異類？那些被標記、被排除的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在謝孟甫看來，所有看似孤立的人物背後，都存在著更龐大的社會結構、群體關係與環境脈絡。因此，新版《房間裡的大象》並不只是對魯迅文本的重現，相反地，它試圖重新打開《狂人日記》與當代社會之間的對話。

一百多年前，魯迅批判的是封建禮教；而今天，吞噬個體的形式或許早已改變。可能是演算法、社群輿論、群體共識，甚至也極有可能是出我們內心對衝突的恐懼。

「有時候不是問題不存在，而是所有人都選擇不談它。」

於是，狂人不再只是小說中的角色，而更像是一種狀態——當一個人過度清醒地看見世界運作的方式時，反而成為最格格不入的人。

真正可怕的或許不是狂人，而是當所有人都選擇沉默時，那些本該被看見的問題，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

在形式上，《房間裡的大象》同樣跳脫傳統打擊樂演出的框架。除了打擊樂器本身，電子音樂在作品中占據極高比重。那些細碎、幽微、難以辨識來源的聲響，猶如潛藏在人群中的耳語、焦慮與躁動，猶如狂人的內在世界。

同時，謝孟甫也大量運用身體、呼吸與動作進行敘事。對他而言，聲音從來不只是聲音，有些情緒沒有語言，有些感受也無法被文字完整描述。而這也是他始終相信音樂的原因，相較於文字解釋事件，音樂更像是在喚醒感受，它不告訴觀眾答案，而是邀請觀眾進入一個現象、問題之中；因此在《房間裡的大象》裡，觀眾並不只是觀眾，當燈光暗下、聲音響起的那一刻，觀眾便已經成為故事中的一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