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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北藝學院】創意領導課程:在制度中為藝術開路

藝術領導

文|朱曼寧 
 

此次創意領導課程邀請來自香港,曾在藝文場館、公部門及高等教育機構擔任重要管理職的茹國烈,與三位來自臺灣不同文化場域的領導者展開對話。連續三晚,分別以公立場館、藝術教育及地方創生為題,探討藝文領域領導者如何在體制內面對現實需求,同時也善用制度,為藝術及其從業者,開拓更關廣的實踐可能性。

公立場館的掌舵者—在願景與現實間巡航

除了自身的藝術目標,公立場館也是文化政策的領航者,在肩負公共性的期待之餘,也需顧及產業現實,使巡航不至成為迷航。三日課程皆由北藝大藝管所副教授暨研發長于國華擔任主持人,首日邀請甫自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一職卸任的劉怡汝,分享大型公立藝文場館的經營經驗。

演藝場館的藝術策略

茹國烈首先分享,一個公共場館既非研發中心,也非學校,其核心功能在於「公演」,且是將「最好的演出帶給最多的觀眾」。觀眾數容易計算,但好的演出?茹國烈相信「what is good」有個標準,且眾人能就此標準進行溝通,而非以主觀看法來結束對話。作為場館管理者,分配資源是關鍵工作,包含時間、空間、金錢和人力。在劇院的「公演」、「創作」、「交流」、「觀眾參與和學習」任務中,「公演」需要獲得最多資源,因其為一個劇院的根本。

 

場館也需投資自己的創作,若無,場館就變成了碼頭、火車站或是飛機場,只是讓人來去的空間。在孵化作品、支持藝術家實驗時,也是對於「what is good」的探索。同時,投資於觀眾參與及學習除了能維持足夠觀眾量,也有助於讓好節目找到觀眾。讓觀眾來告訴劇場「what is good」是商業劇場的邏輯,公營劇場需要做得更多。第三,和世界上同樣在製作好作品的場館與藝術家交流,無論是邀演或是單純拜訪,皆有助於自身方向的劃定。

 

談及在場館策劃上的遺憾,茹國烈說,希望能在場館裡設置一個專業的展覽空間。當有展覽發生,場館在白天就能吸引更多觀眾,展覽也能和表演作品產生互動關係,或衍生出周邊商品等有待實現的想像。過去二十年間,許多有趣的事都發生於美術館與博物館:工作坊、電影放映、派對等,白盒子逐漸變成中性又靈活的空間。博物館被視為保留人類文化之處,相較之下,表演藝術場館仍時常被視為活動、甚或是娛樂的發生地點。這點從表演藝術界缺乏檔案庫亦可以見得。對他來說,表演藝術界與觀眾的關係,以及觀眾對表演藝術的期待仍有些保守。

劇場的角色轉型與公共任務

劉怡汝介紹道,兩廳院的經費結構為一半自籌,一半來自政府補助,因而有明確的公共義務在身。創立初始,兩廳院的第一齣戲是京劇《勾踐復國》,可見其肩負的層層目標與意義;如今,兩廳院自我定位為「國家殿堂」與「人人劇場」,後者為包含「輕鬆自在場」的種種共融措施的實現。

若將劇場發展分為三階段,第一為「求生」,對應到兩廳院的發展史,即是創立的1987年至2003年。在找到可以生存的模式後,就會進入第二階段:「維持」。劉怡汝將2004年行政法人的身份確定定義為第二階段的開始。做出最好、最有藝術價值的節目,是這個時期兩廳院設法維持的樣貌,也是在這個時期,兩廳院票口前的鐵圍籬被拆除。第三階段則是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該更快地反映社會,甚或以藝術介入社會。兩廳院亦是在此時決心成為關注永續與共融的劇場。

 

對所有人產生意義

進入兩廳院工作後沒多久,她便觀察到進劇場的多是同一群觀眾。那對於不進劇場的人而言,除了繳稅供養,劇場的意義為何?她的答案為,兩廳院該做的「不只是好節目」以及「不只是辦節目」。她舉了變裝皇后泰勒・馬克的作品、《這不是個大使館》、《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寫給滅絕時代》為例,闡述好節目很多,但兩廳院要辦的不僅僅是好節目,而是能引發思辨的作品。由於各種營運成本的增加,節目預算只佔兩廳院總預算的五分之一,也必須另尋資源投入共融實踐,包含口述影像、多元友善席、輕鬆自在場、即時聽打等措施,以拓展更多族群參與的可能。

 

節目與觀眾規劃策略

除了藝術推廣,經營者也重視與市場需求的平衡。在整年度的規劃中,兩廳院有TIFA、新點子實驗場、夏日爵士、秋天藝術節、廳院選和特殊協辦節目,各自具有不同的回收率,以及所訴諸的核心蛋黃至蛋白觀眾。以秋天藝術節為例,原本每年秋季兩廳院以「一年舉辦戲劇節、一年舉辦舞蹈節」為節目規劃原則,後發覺以藝術種類來區分已不合時宜,便在內部組成策展小組,對應世界現在的樣貌。就例如近幾年側重「南方」這個概念,包含地理與心理上的南方。

如何做到「人生中沒有劇場會怪怪的」?若朋友相約時會說出「那就約兩廳院吧!」對劉怡汝來說,這就值了:「能讓過往和劇場沒有關聯的人,願意來劇場,就是城市中劇場應有的樣貌。」茹國烈也回應,不同年代的公共性體現於不同處,以前是無障礙設施,現在則有更多元的共融實踐。當其他城市空間尚未關心永續共融,文化空間往往走在最前端。

未來人才的搖籃——開闢學院往業界的路

至2027年,藝術教育法公布實施將達三十年。藝術教育不只是技能訓練,高教單位也非職業訓練所,教育機構領導者該如何在維護藝術養成的專業環境,以及面對洶湧市場變化中尋得平衡,並設計培育路徑?第二日課程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劉錫權先進行分享。

藝術殿堂的夢幻泡泡與產業市場現實

以北藝大為例,五分之一的課程是博雅教育,其餘則是專業技能訓練。業界需要,而學校沒有教導學生面對的,有什麼呢?其一,劉錫權提到「情緒耗竭」、「譏誚態度」與「專業效能低落」等藝術行政人員的職業倦怠;其二是勞動尊嚴的剝削,如「藝術工作本就不適合勞基法」之論調。對他而言,要討論人才培力,首先應解決以上外部問題。

此外,因臺灣的現代化來得快,藝術發展也隨著速成。但這種速成的結果與藝術發展的本質有所衝突,這也反應於學校教育究竟要處理哪些問題。在北藝大甫創立的1980年代,痛苦與敵人皆具體,藝術創作是種「拓荒型的肉體勞動」;現今,各式場館與藝文補助皆存在,創作要面對的變成了「體制飽和後的精神窒息」。藝術大學除了是專業的培養皿,有時更是讓學生在藝術中療傷的場所,是療養院般的存在。

 

藝術人才的培育

茹國烈沒有在學院中修習過文化藝術相關的科目,一切養成都從做中學。對他而言,領袖不一定是機構中有權力的人,而在於「Influence」,有影響力的人才是領袖。藝術領域歡迎各種背景的人才,猶如藝術本身的定義不斷地被打破和重組。藝術亦並不只在藝術場域裡有用,他近期聽說MBA(企業管理碩士)已非商業機構中最受歡迎的學位,擁有MFA(藝術創作碩士)反而令人欣羨,可見美感在生活中的用途及功能越發受到重視。藝術作為自我探索的工具、批判性思維與紀律的訓練、經濟的載體、治療的手段,以上眾多內容如何置放於通常只有四年的藝術大學教育中?在廣泛接觸和專注主修兩個方向中,他認為理想的方式是在學院中提供許多選修課,讓每個學生有機會接觸感興趣的領域。現今,要取得知識與資訊十分容易,教育環境應為學生創造「親身體驗」的機會,「社會越是分工精細,越需要經歷從『開始』到『完成』,」他說,「學院可能是我們一生中第一次深刻學習和思考的機會,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當主持人問及學校如何面對業界要求,劉錫權回應,比起臺灣,香港的教育環境在資本上的思考比臺灣來得快速,即便如此,臺灣的專業藝術大學仍必須是個混合體,要有熟練資本主義的技巧,同時,也得將一半以上的關心置於藝術養成,若非如此,專業藝術大學就會失去存在的必要。茹國烈說,當Art Basel來到香港,的確造成部分學生的作品過早開始討好市場,他和學院中的老師都覺得這非常不健康。劉錫權認為,當今是個「人格分裂」的時代:一方面抵抗被資本主義污染,一方面又享受被污染。若自身能量足夠,當然能兼顧兩方,但作為教育者,難免惜才,擔心學生過早進入市場,待發展的天份就會消失。

城市與文化力的跨域領航

課程第三日邀請台灣好基金會董事暨執行長李應平,與茹國烈的香港經驗相映照,分享地方創生的實例與局限,以及文化如何成為跨域整合的驅動力。

香港偏遠鄉村社區的消失與重建

香港其實有四分之三的面積為綠地。在香港成為都市前,原居民多居於北邊,以務農為主要營生;成為都市後,經濟重心南移,南邊的海港成為新的中心。五六零年代,香港的鄉村人口大量外移至市中心,但他們仍保有鄉村的地權與產權。2017年起,政府推動「活化鄉郊」計畫,保育自然生態與人文資源,也活化村落。以荔枝窩為例,政府支持當地文化節慶的恢復、補助藝文團體在創作現地演出,與環保團體及NGO組織合作,復耕農地。即便回流的人口有限,舉辦大型節慶成本高昂,但活動的發生能讓原本不認識這邊的人,也覺得這邊和自己有關。此外,「城鄉共生」計畫促進鄉郊地區牌照申請,包含民宿的相關規範,落實常態活化。茹國烈總結,以往討論城市文化時,較偏重「藝術與創造」,記憶、傳統及地理環境常受忽略。最重要的文化政策有時不是文化相關部門提出的 ,環境保育政策對於文化認同的影響也可能十分深遠。

 

讓藝術無所不在

從自身的成長背景介紹起,李應平自小在沒有藝術場館的非都市環境裡長大,因此,她致力於透過藝術教育落實文化平權。進入臺北市文化局工作後,她陸續推動街頭藝人、育藝深遠、藝響空間網、臺北數位藝術中心及數位藝術節等政策,讓藝術有機會在每個市民的生活中存在。進入台灣好基金會後,她的實踐變得更加多元複雜,但本質上依舊是藝術的推廣,以及推動社會前進。臺東鐵花村音樂聚落、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再生藝術工坊和潮州的春潮集,都是基金會因應台灣各地狀況,以藝術解決問題的實例。她強調:「當文化藝術走在前面,事情開始發生變化後,就不會倒退。但當產業走在前面時,產業一衰退,商機消失,就會鳥獸散。」只有由文化促使而生的認同,能推動所有人的前進;即便有時後退,也不會停下腳步,終會繼續向前。

都市人的慈悲想像?

于國華犀利提問:「把藝術送到地方,這到底是城市人、或者是文化政策制定者的『慈悲想像』?還是地方真有需要?」李應平首先指出,政府投入資源如施放煙火,短暫但能創造能見度,但應深思所辦的活動是否能轉化為長期動能。茹國烈說,香港的鄉村基本上已經無人長居,若將都市藝術活動「空降」於鄉村,效益不大。就算和藝術無關,他更加願意看見根植於當地歷史的文化活動。

在三天課程的尾聲,主持人于國華結論道,文化在城市與鄉村中,是「動脈」也是「靜脈」:當城市發展,鄉村衰落時,代表資金與現代資源的文化,如動脈從城市輸入鄉村;文化也以靜脈的姿態從鄉村流回城市,成為城市文化創生的新養分。「藝」的本義為「種植」,而非當今狹義的藝術;把該種的農作種好,「讓大家都過好日子」,才是藝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