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記憶纏繞的人：專訪《最後的錄音》王墨林

文/pupulin

仔細看，一個小天使輕靠在茶杯上，在不遠處，像擱淺一樣的盤子裡，灰色的白色的石頭隨興坐著，彷彿山水造景，而那些不可能被讀盡的書，化為這座房間的城牆，書桌上，還擱著數十本泛黃的筆記本、DM、資料與剪報呢，比塵埃都重的它們，都漸漸無語了；王墨林說自己偶爾會抽出幾年前的剪報，慢慢瀏覽，也細細撫觸，曾經對他有意義的東西。那份意義或許早已消失，但這些物什仍替他保留了通往過去的線索。
這是王墨林的房間，時間無從驚擾的所在。物件沒有被分類成歷史，只是銘記、銘記時間與事件的切片；它們不負責說明過去的來龍去脈，而僅在某個偶然的午後，讓一個人重新掉進自己的記憶裡。

也許《最後的錄音》正是從這樣的房間開始的。

王墨林和他的夥伴

王墨林與卓明認識於二十歲左右的軍校時期，往後數十年，他們各自在劇場裡走出不同的路。卓明走向演員身體、心理劇場與障礙劇場；王墨林則持續與社會、歷史以及政治的問題碰撞。兩人爭執沒少過，但在不逃避問題這點，他們始終有志一同。

卓明晚年躺在病床上時，王墨林忽然意識到，這個相識超過半世紀的人，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可以被保存的東西。卓明不收藏物件，住處被空白進駐，床上只有幾本正在閱讀的書。於是，王墨林拿起手機，試著與他聊天，想留下些什麼——這當中沒有什麼稱得上精心設計，也沒有刻意要將某一瞬間變成永恆的內容，只是不想讓他的聲音隨當下消融。

後來卓明去世了，錄音也被擱置了。
直到《最後的錄音》開始發展，他才請團隊裡的童詠瑋替他確認：那段錄音還在不在？
還在。
然而王墨林卻說，他不想聽了。
「我沒有懷念這件事。」他說。

這句話也許正是理解《最後的錄音》的入口。這不是一齣關於亡友的作品，也不是試圖把一個死去的人重新召回舞台。只是，當一個人已經不在了，聲音卻仍然存在。這意味著，空缺也有形體，也會發出聲響。
「通過它的聲音，它是一個存在的。」王墨林說。
卓明於是成為幽靈。

在舞台上，一張空椅子坐著的，不只是卓明，也可能是那些經由聲音而來的不同幽靈。白紙從高處緩緩降下，錄音機播放著過去的跫音，老人獨自站在舞台上，面對一個無法再回答他的人。那是比懷念更為複雜的情緒，所以對話必須下去——與死者、與歷史，也與曾經的自己。
「不管怎麼樣，我們不孤獨。」王墨林談起兩人多年來的關係時說。
他們會討論劇場，也會批判某一個人物、某一個劇團；不是謾罵，而是試圖辨認問題究竟發生在哪裡。這樣的對話延續了幾十年，也形成他們各自始終沒有放棄的劇場信念：即使只能往前推進一點點，也還是必須繼續。

而舞台也不只是記憶的容器

他收藏東西，卓明不收藏；一個積累物件，一個信仰空白。可是當記憶真正進入劇場，它就不再只是物件或檔案。王墨林說，我們的存在憑藉記憶，沒有記憶，人何以存在。但當記憶開始具有重量，人又該如何與它相處？

「協商。」
他使用了這個詞。

協商不一定需要得到結果。或許關鍵在於，在與記憶不斷協商的過程裡，一個人逐漸看見自己的位置，看見自己被什麼纏繞，又是如何被這些東西所構成。
陳界仁所設計的舞台，也沒有試圖將王墨林的房間寫實地搬上台。桌子、椅子、物件與聲音，即能打造出一個精神世界。那些記憶彼此交錯、疊加，形成某種重量與氣氛。
記憶隨之成為一種美學。

對於多年追隨王墨林的觀眾來說，《最後的錄音》最饒富趣味的，是王墨林的願意──願意被觀看，甚至被挑戰。過去幾十年的劇場工作裡，他總習慣挑戰演員、挑戰創作者，也習慣以自己的方法逼近作品。而這次，汪俊彥、陳界仁、童詠瑋、劉雅芳等人進入創作過程，不斷從旁邊推動、質疑和提醒。
尤其是汪俊彥。

兩人過去雖然熟識，經常交換意見，王墨林也曾到汪俊彥的課堂與學生談話，但真正共同完成一齣戲，卻是第一次。汪俊彥持續追問他：你究竟要做的是什麼？
拋棄劇場美學、調度、表演的所有熟練與能耐，王墨林嘗試另一種方式——從貝克特所留下的劇場史脈絡出發，重新進入一個高度個人化的精神世界。
「我以前都在挑戰別人，可是這次是我一直被挑戰。」

也因此，八十歲並沒有成為一個創作者生命的終點，反而成了一次重新開始的條件。因為他已經累積了足夠長的時間，知道自己的方法，也因此有能力承受方法和觀念被撼動。

不如重頭來過

風格可以改變，美學觀可以改變，一個人與劇場之間的關係，也可以重寫。對王墨林而言，真正值得繼續追問的從來不是形式是否新，而是人在不同年齡、不同時代裡，如何重新理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所以他也不願意將劇場鎖定在某個曾經成功的位置。
一齣作品第一次看覺得不好，多年以後可能重新發現它的價值；曾經被認為好的作品，過了三十年，也可能發現它始終只是在重複同一套方法。審美經驗因此不是一個固定答案，而是流動的。
批評可以存在，但不能把作品判死刑，「給人家準備後退之路，也給自己準備後退之路。」

《最後的錄音》逐漸從一齣關於過去的戲，變成一齣關於「如何重新觀看過去」的戲。《最後的錄音》延續卓明的精神，卻無意讓他復活；記憶被搬上舞台，卻沒有被塑造成乾淨而平滑的敘事；王墨林說出自己的生命史的同時，也接受他人的觀看的評價。

他甚至將這齣戲稱為一種「告別」，他說自己現在不做劇場，也「可以了」。就像那些在房間裡被保存下來的小天使、石頭、泛黃筆記本、剪報與書頁，仍然各自安靜地待在原來的位置。它們沒有替主人整理人生，當然也無從為記憶提供最後的答案。它們只是留下來。

一如數十年的創作經驗讓王墨林有足夠的自信，承受一次巨大的重新來過；而這次重新來過，也讓他知道，未來即使仍然站在舞台上，也不能再站回原來的那個位置。但那又如何，他始終沒有失去聽見自己的能力。